在任何时代，重构文化典型的过程都不仅是一种历史活动，更是一种现实活动，是在与社会文化互动中展开和完成的。人们总是基于历史传承的知识经验与现实社会的文化感受，为传统的文化典型重新建构一个阅读、分析、理解、运用的观念系统，进而揭示、彰显乃至宣扬传统典型内在的文化意义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此，重构文化典型往往是一项规范化、甚至制度化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旨趣在于阐释、保存、发挥传统典型的文化价值，并使之适应现实社会环境，介入当代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功能。
明代士人提倡唐宋古文，自有非常实用的文化功能，即辅助科举考试。然而时过境迁，面对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清初士人自觉地重构源于道、生于心、精于法的唐宋古文典型，已不仅满足于辅助科举，其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自觉地追求经由古文写作，以探究天地之“道”，辨析自然之“理”，阐释圣贤之“经”，或者发抒个体之“意”，进而回应文明存亡的时代命题。对清初士人群体而言，重构唐宋古文典型，殚精竭虑地致力于古文习作，这种文化行为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人的仕进、身份、才华、学识或名声，而是“关系天下国家之故”的文化事业，足以在当代发挥守望文明、传薪文化的重要功能。因此，明末清初包括与之渊源深士人之所以在由秦汉文、六朝文、唐宋文等构成的“古文辞”传统中，特别神情于唐宋文，厚的《左传》《史记》，就是因为看重唐宋古文的唐宋派古文具有更为鲜明的经世致用领向，并且更便于胜任经世致用的文字书写。
在明清之际社会动荡的情势之中，儒学传统中学术与文学的经世致用取向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经世致用既是一股汹涌的学术主潮，同样也是一般汹涌的文学主潮，彰显了易代之际士人承续文明的深切期望。顾炎或明确地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时代命题，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他还强烈地要求“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学家须以“救民于水火之心”贯注于诗文之中。因此，唐宋八家古文的习作就尤为重要，也尤为实用。
时至康熙前期，清廷更加高调地以“文教”为尚，隆兴“文治”，也特别重视学术与文学的实用性文化功能。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筵讲论毕，玄烨与熊赐履“论及文章”，说：“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玄烨亲撰《古文渊鉴序》，表达了“钦定”的古文观念：“夫经纬天地之谓文。文者，载道之器，所以弥纶宇宙，统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络，非文不宣，圣作贤述，非文不著，其为用也大矣。”“文”的根本功能在于“用”，尤其是“经纬天地”“化裁民物”之“用”。在“学理”层面上，玄烨这一看法与士人提倡的经世致用之说是潜相交通的。因此，借由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这种注重实用的文学观念必然成为重构唐宋古文典型，并确立其正统地位的强劲动力。
（郭英德《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