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说文解字》：“理，治玉也。”段玉裁注云：“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理字本意为治玉，而治玉必依玉本身之条理，故条理亦为理。引而申之，理作为动词之意为对于事物之治理，而作为名词之意则为事物本身之条理。理性或道理，皆实际就主、客观两方面而言之。现在常说的历史理性，实际也就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简易言之，就是对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的探究和对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的探究。
从大量甲骨卜辞材料可知，殷人敬信鬼神，以为鬼神能主宰人的命运。据《尚书》记载，殷纣说过：“我生不有命在天。”殷纣以为他的王权来自天命，天命决定历史，其中没有任何理性可言。后来，周取代了殷，殷人赖以自恃的“天命”转移到了周人手中。而据《史记·周本纪》记，武王代纣胜利以后，忧虑得夜晚连觉都睡不着，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武王深感不安的是，天命是如何转移的呢？它已经从殷人手中转移到周，但是会不会再发生转移，使自己由得而失呢？天命或王朝历史命运的转移，原来是既存在而又不可靠的。武王早在伐纣时还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武王发现了一个道理：天命的背后原来就是人心，天命的变迁原来就是人心向背的转移。这是周人对于历史发展自身的理路的新认识，是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理性发现的开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除儒家基本仍守周公的理念外，道家、法家都不再相信天命，也不再相信人心。《老子》以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古往今来，人事变化，根本没有以天或圣人为代表的道德理性在起作用。“大道成，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知识的产生与进步是引起大伪的前题，这种“智”的进步，导致了道德本身的退步。于是，人之智日进，而人之德日退；历史进程既然与人之智俱进，那么历史进程就必然成为道德倒退之过程。于是，历史理性便与道德理性形成为一种反比的函数关系。法家也认为，在人类历史上道德的状况呈每况愈下的趋势，所以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的方向互相矛盾。韩非同时认为，历史不可能倒退，时代已非竞于道德的古代，就必须改变古代的办法，如果还是走顺从民心的老路，那么就会促成奸邪横行。知道治国之道的明君，虽然违背民心也能作好自己的统治。这样就直接地提出了与天命人心说相对立的统治理论。当然，法家与道家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道家主张归真返朴，回到上古时代；而法家则主张向前看。在法家看来，历史理性虽然与道德理性背离，但是历史理性还是必须服从的。
稍后于孟子、商鞅的邹衍则认为，黄帝、禹、汤、文王分别因具有土德、木德、金德、火德而称王，又分别崇尚黄、青、白、赤色，逐次相代，代火德者为水德。色尚黑。这就是五行相胜说。五种物质按其特性，一个战胜并取代另一个，其间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自然的理性。不过，这样的自然理性虽然有其先后相代的历史顺序，但总不是历史理性的自身，而仅仅是一种比附，在本质上是没有根据的。但当其实，却十分流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方今水德之始。”
到了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了秦之所以能战胜六国及其后覆亡的根本原因，得出结论，民为国家及君主之本、之命、之功，与民为敌，迟早必亡。这样的论述与《尚书》里的天命人心说道理相通，而论证则更为明确透彻。不过，贾谊在强调道德理性的同时，也没有放弃五德终始的说法。初建汉制时倡议“色尚黄，数用五”。贾谊提出以土德代替秦之水德，不仅符合以土克水的五行相胜规则，而且也是与他反对秦之暴戾刻薄（水德）的思想相符合的。贾谊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天命人心说的传统，重视道德理性的建立，同时又努力使这种道德理性和五行相胜说的历史理性尽可能地结合起来。这是汉代学者第一次使二者结合的努力。
以上概述了历史理性在中国古代的产生过程，说明了历史理性在产生过程中与道德理性及自然理性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情况在历史学和哲学都相当发达的古希腊还不曾发生过。在古代西方，历史不曾被作为理性来思考。在西方，历史之被真正地当作理性来思考，那是从意大利学者维柯所著的《新科学》开始的，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里，逻辑或理性本身也都变成历史的了。这样的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结合，则是中国古代的历史理性产生过程中所不曾出现的。
（选编自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材料二：
刘家和先生认为，“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辨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因而，同异正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
历史比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坚定不移地将历史比较的研究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结合起来。归根结底，“同”与“异”两方面因素在比较对象中的客观存在，乃是史学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刘先生坚持历史比较的目的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这就不仅需要运用比较以求其真，而且要对进行比较的历史材料进行考证以求其真。这既是他探讨“同”与“异”客观真实性的坚实基础，又彰显出其求真的学术高度。
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刘先生一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以“入地求索”的方式深入探索以求其事实之真，然后再以“上天揽月”的豪情进入到哲学思想的领域中以获得更为普遍性的认识。在刘先生的研究中，不同层次的比较不是孤立进行的，往往在一篇论文中层层深入，由个案的比较上升为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选编自王成军《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