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①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 1986 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 112 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瓶、盘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三星堆同时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象征权力与威望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像、神像、黄金面具等来表达和显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材料二: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成风,对农耕民族提供的茶叶、丝绢等手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对两宋王朝来说,由于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原地区也离不开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和毛皮原料。例如“澶渊之盟”后,宋辽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绢帛、漆器、瓷器等换取契丹的牛羊、马匹等。汉族建立的两宋王朝通过设置榷场、和市和朝贡等形式与周边民族进行经贸往来,将中原农耕经济区与北方游牧经济区两种经济类型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互为补充。在各民族经济贸易的促进下,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发展,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材料三:同盟会成员刘揆一于 1911 年撰写《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他认为应该“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他提出中国内有分裂之虞,外遭欺压之迫,需要达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与列强并立于世界。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写道,“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凡属国民,均为主人保此大好河山”,“五族共和,平等自由之幸福,汉族与满蒙回藏共享焉”。
——摘编自王正文《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等
材料四:“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积极推动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
——摘编自《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30 日2014—2020 年新疆经济状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