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觐见礼仪的问题、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对于未知的遥远西方的疑惧心理都在阻碍着清政府派驻外使节,使清政府的遣使活动被一拖再拖。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与外国交往的增多,尤其是在斌椿于同治五年(1866年)游历欧洲并提交报告之后。在同治六年,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各国所签条约即将期满需要重新修订这一更加紧迫的形势,奕诉等人迫于修约压力,需要派出使节与西方联络。在此情况下,总理衙门提出邀请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充当清政府使节出使欧美的计划。
—摘编自朱时宇《近代中国外交的艰难起步》
材料二:从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手,泽东在中共上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摘编自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以中美苏三方文献档案对比研究为视角》
材料三:从1969年至1971年夏,美国"跳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如通过"巴黎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叶海亚渠道"等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继之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对此,中国政府则投桃报李,如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导演"乒乓外交",等等。美中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的问世。
——摘编自刘家钦《1972年尼克松访华背景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