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先生访谈录
斯日（文中简称“斯”）屠岸（文中简称“屠”）
（ 一 ）
斯：屠岸先生您好！您的自传《生正逢时》，从标题看包含了时代的意义，您能谈谈国家和时代对您一生的影响吗？
屠：这个书名是从吴祖光那里来的。他50年代被打成“右派”，有人对他说“生不逢时”。他拿起笔来写了“生正逢时”，表示抗议。我借用这句话，但跟他的还不一样。
斯：您正好相反，无论时代如何，个人还是接受这个时代，一生跟着时代的步伐的。
屠：对。我生下来，正是国内军阀混战，中学以后，就逢抗日战争，全民抵抗日本侵略。抗战胜利后，又逢国共内战。为了解共产党，我专门去苏北解放区，我会写歌词，愿意参加文工团。但是当时的领导建议我到国统区工作，于是我回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我们搞了一个刊物叫《时代学生》，公开发行，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也写稿。
斯：用手中的笔投入到国家与时代的命运中，正是您这本自传突出的特色。
屠：对，《生正逢时》讲述的是我生下来所逢的各种历史事件，记录的是自己真实的感受。
斯：在自传中您回忆了很多朋友和熟悉的文人，出版后有没有人向您提出过什么意见？
屠：没有。我也没有预先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说我这样写对不对，我是根据我的感觉、我所经历的跟他们的交往，然后以客观的笔调来写。事前没有给他们看，事后他们也没有提出意见。
（ 二 ）
斯：作为诗人，您对诗的自传特征怎么看？
屠：诗歌有两种，一种叫抒情诗，一种叫叙事诗。抒情诗都带有自传的性质。最典型的是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屈原从自叙身世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抒发了自己的美政理想以及爱国热情。后来，中国历代的一些著名诗人，比如陶渊明，他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写他自己的感情，带有自传性质。杜甫的诗《月夜》有很明显的自传性质，因为那个时候他被困在长安，他的妻儿在鄜州。国外诗歌也是这样的。华兹华斯的《露西抒情诗》，写的就是他初恋的少女露西，露西早夭，整个五首诗都写对露西的怀念之情。
斯：您自己的诗歌也有自传的特色吗？
屠：我的诗也都是写自己的感情。我有一首叙事诗《荏苒姑娘》，荏苒是一个有病的女孩子，她翻译了英国19世纪诗人斯蒂文森的诗歌《一个孩子的诗园》。这个诗我早就翻译过。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送了她一本我的诗集，让她参考。后来这个女孩子去世了。
斯：您这首诗讲述的是这个姑娘的事情，也是一个传记的形式，属于他传了。
屠：有点像。诗言志，诗缘情，表达的都是自我的感情。
（ 三 ）
斯：您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是中国第一个全译本。您翻译诗歌有什么原则？
屠：有一个名词叫作“客体感受力”，这是济慈的美学概念。他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应该放弃自我的定式思维，将主体的自我和客体的对象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够写出好诗来。我觉得在翻译方面也一样适用。
斯：没有主体了，不同翻译者的不同风格将怎么体现呢？
屠：翻译作品首先是作者的风格，同时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同一首诗，不同的译者翻译出来是不一样的。比如，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殷夫翻译的，很经典。
斯：近年来，翻译界出现一种声音，说经典需要新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屠：经典重译是对的。并不是每一次重译都超过前译，但是总体来讲应该是进步的。鲁迅有一篇文章叫《非有复译不可》，就是提倡重译。
斯：您1936年创作第一首诗，至今仍然笔耕不辍，这在当代中国诗人中为数不多。您如何看待诗歌的创新问题？
屠：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诗歌都要面临创新的问题。《离骚》当然好，是经典之作，但是中国只有一个屈原不行，还得有其他的诗人。有时创新在水平上不一定超过前面，但是毕竟跟前面的不一样了；时代在前进，新的诗歌也随之产生。不过也不能为创新而创新。有人认为只要是创新的就是好的，就提出颠覆英雄、颠覆崇高甚至颠覆语言的歪主意来。
（节选自《传记文学》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