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近代美学观点看，王国维所用名词似待商酌。他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移情作用”，“泪眼问花花不语”一例可证。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消失自我”。所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泪眼问花花不语”，“徘徊枝上月，空度可怜宵”，都是同物之境。“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都是超物之境。
王国维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他认为“有我之境”比“无我之境”品格较低，不过没有说明此优于彼的理由。
英国文艺批评家罗斯金（Ruskin）主张相同。他诋毁起于移情作用的诗，说它是“情感的错觉”，以为第一流诗人都必能以理智控制情感，只有第二流诗人才为情感所摇动，失去静观的理智，于是以在我的情感误置于外物，使外物呈现一种错误的面目。这也只是片面的真理。情感本身自有它的真实性，事物隔着情感的屏障去窥透，自另现一种面目。诗的存在就根据这个基本事实。如依罗斯金说，诗的真理必须同时是科学的真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依我们看，抽象地定衡诗的标准总不免有武断的毛病。“周物之境”和“超物之境”各有胜境，不宜以一概论优劣。比如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超物之境”，“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则为“同物之境”。王维诗“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为“超物之境”，“落日乌边下，秋原人外闲”则为“同物之境”。它们各有妙处，实不易品定高下。“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亦各有深浅雅俗。同为“超物之境”，谢灵运的“林壑敛秋色，云霞收夕霏”，似不如陶潜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或是王绩的“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同是“同物之境”，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似不如陶潜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或是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两种不同的境界都可以有天机，也都可以有人巧。“同物之境”起于移情作用。移情作用为原始民族与婴儿的心理特色，神话、宗教都是它的产品。论理，古代诗应多“同物之境”，而事实适得其反。在欧洲从19世纪起，诗中才多移情实例。中国诗在魏晋以前，移情实例极不易寻，到魏晋以后，它才逐渐多起来，尤其是词和律诗中。“同物之境”在古代所以不多见者，主要原因在古人不很注意自然本身，自然只是作“比”、“兴”用的，不是值得单独描绘的。我们可以说，“同物之境”不是古诗的特色。“同物之境”是和歌咏自然的诗一齐起来的。“同物之境”日多，诗便从浑厚日趋尖新。诗到以自然本身为吟咏对象，到有“同物之境”，实是一种大解放，我们正不必因其“不古”而轻视它。
（选自《诗论》，朱光潜）
材料二：
钱钟书先生曾谈到两种创作方法，一日即物生情，二日执情强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到“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意思和钱先生基本类似。
即物生情是创作者对事物的感知、谛听和描绘，是从物事情感到形象语言，再到意境生成的创作过程：执情强物则是主观先入，是把意念强加于物事，通过自我营设、情境唤起以“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
前者，多为收缩性写作，即先对客体产生直观感应，再动之以情，述之于笔：后者基本上属于发散型写作，是所谓不按常理出牌，以主观意念混淆造物、统领外物。
比如绘画，有“喜气画兰，怒气画竹”一说，这是即物生情，假使你反其道而行之是否可以成立呢？我以为也是可以成立的，谁说怒气不能画兰、喜气不可画竹呢？况且有时非怒非喜，涂上几笔兰竹也未见得不精彩。所以，凡事不可太“概念”，“非此”未必“即彼”。王阳明有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是很好的关于主客体的哲学诠释，不过，话说回来，却也是典型的“执情强物”。
有时我却觉得这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看，而是一种相互作用，或者说彼此圆融。所谓“意与境浑”“意与象合”，是物我相融、彼此打通；朱熹说：“身心内外，初无间隔”，则是心与物化，得心而应手。世间事，殊途可以同归。艺术创作，也不存在什么约定俗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原载于《新民晚报》，喻军，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