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 无论是孔 、 孟， 还是佛 、 老 、 墨翟 、 申 、 韩， 孜孜汲汲， 惕 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 。 自庄子 、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 许由， 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 倡导洁身自好， 愿做山林高人 、 达士， 隐士之风骤然而起 。 两者 之分， 其根本在于 “人”“我”之别： 孔 、 孟认得“人”字真， 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 而庄 、 列则认得 “我”字真， 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 。 在儒家学者中， 孔 、 孟到处周游， 辙环天下， 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 氏 。 究其原因， 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 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 还是因为孔 、 孟怀 抱起死回生之力， 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 所以遍行天下， 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 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 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 、 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 。 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 载的隐士 、 逸民， 尽管他们远离官场， 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 还是因为他们原本 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 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 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 。 当然， 这种依附 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 原本怀抱 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 。“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 已经成为宋明 理学的核心理念 。 所谓孔颜之乐， 就是孔子 “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 箪食瓢 饮， 不改其乐 。 究其本义， 并非是说孔子以 “疏食饮水”为乐， 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 。 至于颜子之乐， 则是倡导身处陋巷， 不失自己的本心， 即使身处富贵， 仍能坚 持自己的节操 。 儒家又有 “仁者不忧”之说 。 所谓 “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 是 一种不对个 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 。 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 。 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 了 “居朝廷则忧其民， 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 了“养民” “爱民”， 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 一 己私利 。 于是， 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 也从高 尚的淑世理想， 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 。 随之而来者， 则是官员为官意识 、 习 气的三大转变： 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 士大夫不再为可怒 、 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 、 果毅的德容， 而是追求宽厚浑涵， 不再任事敢言 、 忧国济时的俗状； 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 为 “营营于富贵身家”， 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 而是营营于 富贵身家， 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 己， 不再认真做事； 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 也就是从做官 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万世开太平”， 转乾旋坤， 继往开来， 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 2014 年 11 期《新华文摘》，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