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中国人的原乡观念根深蒂固，也使相关情感表达成为文学艺术的母题。在人类为认识、把握世界所创设的各种概念中，可能没有什么比时间和历史更有赖于人的记忆。人有记忆就会有历史，有历史就会有对过往的追思，有追思就会有乡愁。
乡愁作为广义的历史追思，往往被神圣化。比如，在个体生活中，童年总与诗情记忆深度关联，“遥想当年”是遍被士庶的自我叙事方式；在文化上，厚古薄今是常态，历史上的古今争论，往往以复古一方的胜利为终局；在哲学上，形而上的道被历史化，时间的久远性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真理性。基于这种时间和历史意识，在中国，从旧国旧乡旧人到古物古玩古画，似乎凡是与过往相关的一切均会被珍视。而所谓乡愁，则无非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历史意识在人情感领域的表征形式。我们必须理解乡愁问题有典型的理想性质。或者用美学的词语来讲，即便我们对童年时代有丰富的记忆，这个记忆也不是对往昔生活的真实复现，而是一种审美记忆或者诗性记忆，它夸饰了原乡本不具有的美丽。
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愁的意义绝对不仅止于个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种恒久的维系自己文明的能力，显然不是因为私人性的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在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形成了这一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今天，人们习惯于将中华民族称为文化共同体，认为文化价值共识是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但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民族共同记忆。由此，个体性的关于历史的回望，就最终汇入到整个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论述之中。中国文化的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共同记忆中得到了奠基。
由此看来，中国式的乡愁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概念。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最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即父母所居，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序列使乡愁成为一种圈层式结构，它愈趋于中心愈浓烈，愈趋于边缘愈淡化。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益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
对此，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表现出了对诸多对立问题的协调和兼顾能力。比如，既尊重理性又推崇合乎人情的常识，既重视父母之孝又重视兄弟友爱、家国之忠以至天下情怀。这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情感多元生发模式，它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也使乡愁表达充满弹性。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