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从无其他文学作品的地位能如《诗经》一样崇隆，这部经典独特而有魅力，它将远古许多隐微的信息、情感和道理，凝聚缄存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谣中流传至今，而无数后人不断进行的注疏解诂，更使之显得无比丰厚。
解读《诗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汉代就开始的今古文之争一直延续了千余年。东汉以后，古文学派的毛诗盛行，郑玄作笺间参今文家说，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四十卷，“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被视为关于《诗经》的最重要著作。应当指出的是，《毛诗正义》保存的《毛传》尤好“以史证诗”，引入过多政教伦理的概念和说辞，为人们理解《诗经》增添额外负担；而《毛传》《郑笺》对一些问题存在的不同看法，孔颖达常常强作调和，反而伤害诗义。到了宋代，朱熹撰《诗集传》而摒除《诗序》，事实上背离了汉人解诗的学术理路，显得更为扼要求是，但仍有不少基于伦理教化的穿凿和曲解。
孔子曾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诗经》，就是“思无邪”了。可惜朱熹对“思无邪”的理解有所偏差，他将本来“无邪”的诗篇内容视为“淫邪”，认为作者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揭露这种“邪”而加以批判，因此动辄便说某某篇章为“刺淫奔之诗”。其实孔子足够轻松简约，不像朱熹那样拘束沉重，他认为《诗经》的内容及其作者的动机和态度，都是归于诚和正的，“正”规约“诚”不至于泛滥，“诚”使“正”更具备“仁”的内涵，正因如此，才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诗经》中的《兼葭》，前人称它是“《国风》第一篇缥缈文字”（牛运震语），倘恍迷离、意蕴悠长，“所谓伊人”实际不知所谓，而“在水一方”也只是“宛在”而已，面对诗文的这种模糊表达，人们大多难以推阐诗义。直到“五四”以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学者才又重新认定它的情歌本质。事实上，不论是多写个人的《风》，还是多写国事的《雅》和《颂》，都能看出“人”的诚与正，生活、政治、战争、仪式等，无不承载着“思无邪”的精神，只不过相较于《风》而言，《雅》更多一些隐喻和转义。《小雅·节南山》批评“昊天不惠”，《小雅·巧言》不满“昊天已威”，《大雅·瞻卬》埋怨“天之降罔”，《大雅·文王》感叹“天命靡常”，均充满对“天”的怨怼和对居上位者的讽刺，这背后乃是“人”的意识之觉醒，而“人”之为“人”在于“明德”，也即处理好诸种关系：偏执臣忠、子孝、妻贤之一端是不适宜的，它同时也要求君仁、父慈、夫义。此时，《诗经》变成一个给大家讲道理的说服者，其目的是要建立理想的制度和理想的社会。
阅读《诗经》，让我们重新理解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去看待它“思无邪”，是否会觉察到《诗经》里的那个世界，原来是既现实又理想、既功利又纯真的呢？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