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进入20世纪以来，对战争本身的态度反映了大多数政治家日益提高的觉悟：某些道德制约限制把战争用作外交政策的工具。政治家们公开谴责战争的蹂躏，有史以来，他们一直以自卫或宗教义务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参战行为辩护。而避免战争本身－即避免任何战争－只是从20世纪开始才成为治国方略的一个目标。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1919年的国际联盟、1928年宣布侵略战争为非法的《白里安一凯洛格公约》以及我们时代的联合国，都把避免战争本身作为它们的最终目标。二战前，西方列强的政策受到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这种愿望的激励，而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它们都是极其不利的。这种愿望压倒了国家政策的所有其他考虑。与此相似的是，在朝鲜战争中，所有大国无一例外地渴望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内并防止其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所有这些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的许多国际危机中也都进行了自我克制。这些都是战争态度发生根本改变的突出例证。

——摘编自【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