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贯高原南北的丝纲之路，以往习惯被称为“唐荐古道”或“唐一蕃—尼古道”，这一称谓将重点放在了唐朝与吐蕃的沟通和交往上，实际上忽视了这条路线所发挥的连接东亚和南亚文明的作用。与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有所不同，穿越喜马拉雅的高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当时东亚和南亚文明互相慕求接触和互联互通的时代产物，是丝绸之路的两端及其经行区域多个统治集团的通力合作才得以实现的。
在公元640年前后，东亚和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对穿越喜马拉雅交通路线的开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缘起当是640年玄奘与摩伽陀国王戒日王的会晤，玄奘“言太宗神武”，戒日王遂遣使通大唐。641年使节至长安，唐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戒日王复遣使者随入朝。这是中印之间首次互通使节，但其具体路线缺载，无法确知双方是否穿越了青藏高原。但自此以后王玄策的三次衔命出使印度(643年、647年、658年)，都经青藏高原往返，并在第三次出使期问，在今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嘴留下著名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
王玄策在二十年间数次往返印度，这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说明虽然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充满挑战，但相比“自古取道迂回，致成远阻”的传统陆地丝绸之路，不能不说是一条直通南亚的捷径，而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成功得益于当时高原诸国之间及其与唐王朝之间所创造的睦邻友好的政治环境。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和南部的吐蕃分别与大唐通过和亲建立了甥舅关系，吐蕃与大羊同(象雄)、泥婆罗(尼泊尔)也分别以和亲政策加强了交往，因此纵贯高原的丝纲之路实际上是一条“和亲之路”。
和亲之路使得自长安经吐蕃、尼泊尔到达北印度的路线全线贯通，此后唐暮双方使节在长安和拉萨之间频繁往来，基本都经由这一通道。这一路线的开辟也使得喜马拉雅地区诸王国与唐王朝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官方往来：641年，大羊同国“闻中国成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646年，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一个王国——悉立，遣使至唐贡方物……
由于这一高原通道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和优势，大唐高僧多取此道赴印取法。根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太宗、高宗和武后三朝，经陆路赴印的19人中有12人是经青藏高原至印度或返回内地，其他人则取道西城和中亚地区往返印度的。
可见，玄奘与成日王的会晤最终促成了中印之间的官方往来，而青藏高原诸国因和亲形成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这条通道得以贯通的前提和保障。玄奘通过传统的陆路经中亚最终到达印度，如果其所经行的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无疑问的话，王玄策等唐代使团和僧侣跨越高原诸国到达印度的通道，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被称为“丝绸之路”了。这一条高原通道可以说是传统陆地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延伸，是丝纳之路的一个分支，它的开拓和使用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必然。
(摘编自仝涛《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与古国风俗考》，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