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有学者曾将金代中期诗坛的尖新潮流归纳为这样一种创作倾向；或精心安排夺目的字眼，或刻意追求新颖的方法，有意使用困难的形式，将技巧外露，以务必引人注目、博取美誉。
尖新潮流是金诗习宋风气的产物。苏词是尖新潮流的源头；学黄（庭坚）风气则直接孕育了尖新潮流，这一潮流以王庭筠为领军人物，囊括了王良臣、刘迎、刘仲尹、路铎等一大批诗人。尖新潮流既是金诗长期学习借鉴宋诗的结果，又是金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追求形式技巧的新奇的表现。客观而言，这一潮流有其价值。在这一潮流中，诗人们努力追求陌生化效果，催生了相当数量的佳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诗创作的总体水平，客观上促使金代诗坛比较深入、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了北宋诗歌。
但是，尖新潮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随着尖新潮流走向极端，诗人们开始不自觉地过度追求技巧和形式，这就使诗歌远离了艺术的最大源泉——生活，甚至堕落为一种缺乏充实内容的苍白的文字游戏。在过多关注诗歌的形式和技法的同时，崇尚尖新的诗人一般不太注意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其作品的主题通常都局限于各种细役、单薄并且充满人工痕迹的物品或场景——花鸟虫鱼、风花雪月、亭台楼阁、书法绘画，等等，很少把视线投向这些东西之外的广闭世界。这就使得其诗歌的境界通常比较狭窄。
对于新奇独特的过度追求，以及对于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风格的特别赞赏，还往称使得崇尚尖新的诗人排斥一些不合他们口味的诗歌风格和创作倾向。王庭筠就曾半开玩笑地表示“近来陡觉无佳思，城有诗成似乐天”，对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浅显平易潮流的不屑与讥讽溢于言表，这显然是一种偏见。而像王庭筠这些诗人当时在文学界往往名声卓著、地位较高，因此，这种偏见无疑会严重影响诗歌趣尚的多元化，使诗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
（摘编自欧风偃《周昂对金代中期詩坛尖新潮流的反思与超越》）
材料二：
苏轼在创作时期势必没有“陌生化”概念，但他的诗词明已产生了“陌生化”的文学效应。苏轼在诗歌创作中所追求的奇特多变的审美感与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词中出现大量语义异化现象。语义异化是从基本意义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新意向，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所熟知的词语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从而延长了对诗歌词语的关注时间，增强了情感的强度。在艺术创作程中，诗人惯于异化语义，如“风老莺菜，而肥梅子”（周邦彦《满庭苦》），巧妙运用“老”和“肥”二字，既表现出了动态又兼具形态特征，让读者仿佛见证了梅子由青涩到肥润的生长过程。苏轼诗词中此类现象更是经常出现，如“谁迫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中的“西”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拏苍”中的“黄”“花”二字，都是通过异化语义，模糊了人们对于熟思不物的意识，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增强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苏轼认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在艺术法度的框架内巧妙地引入常言即采用“以俗为雅”的方法，为诗歌创作的奥秘。钱钟书在谈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时，直接将其与陌生化做了比较，近代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等认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因此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苏轼常把日常语言作为诗歌的直接来源，并将其升华。例如诗句“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苏轼《和子由蚕市》）、“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苏轼《洗儿诗》），诗人都运用以俗为雅的方法，剥离了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沉淀在语言中的惯用符号，重新呈现由语言的诗性本质。苏轼在诗歌中对俗语的巧妙运用，虽然表面看似粗俗，但在通读全诗，充分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诗意之后，则完全可以领会到独属于宋代诗人的写作风格与诗文雅趣。这种“以俗为雅”的方法新奇，极大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拉长了审美欣赏的时间，“陌生化”效果就此产生。
苏轼的诗歌中也经常会运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来增加读者的感受难度，延长审美体验时间，从而让读者收获新的体验。德里达认为，如果能指一直是凸显的、可感的，那么意义就一直在我之外，无法归属于我。因此，能指在触动我之后必须使自身隐去，而让位于所指，由所指占据能指原来的位置。谐音双关正是实现语音向语义效果转换的一种手段。如苏诗《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中的“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性恐泣孤臣”，诗人以此处滩名“惶恐”双关心情，为全诗增添了许多机趣。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乐府诗引喻》中记载了苏轼的《席上代人赠别三首》：“莲子擘开须见薏，楸秤着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其中“薏”谐音“臆”，“棋”谐音“期”，“缝”谐音“逢”，“匙”谐音“时”，全诗巧妙自然，幽默生动。谐音双关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将能指与所指分离，使所指漂移，突出了转换过程中的语义效果。
（摘编自王宇婷《苏轼诗歌语言“陌生化”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