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倡导在电影创作中利用新技术等所营造的视听奇观突破观众的审美期待视野和意识防护机制。从而完成对观众心理的“震惊”冲击，令观众在观影时“沉浸”其中。新主流电影通过调控“震惊”与“沉浸”的节奏变换和交互融合，不仅较好地满足了观众新的审美期待，而且推动了自身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拓展，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电影实现美学创新的主体。
“震惊”指人们面对突然来临的刺激产生的一种震动、惊颤的心理体验，电影艺术依靠自身特有的视听艺术表现方式造就“震惊”体验的发生。从心理层面而言，这是电影艺术通过创造出其不意、变幻莫测的视听奇观超越观众审美期待视野而实现的。
首先，真实临场感的强化营造是新主流电影达成审美“震惊”的基础。影片创作者利用先进的软硬件技术和装备，着力营造出逼真生动、宛若置身现场的感知体验，从《战狼2》中冷锋水下六分钟“一镜到底”的擒拿劫匪场景，到《红海行动》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血染肉搏画面，再到惊心动魄的近防炮万弹齐发镜头，将逼真的视听感受深入传达至观众的神经感知系统。为观众带来“震惊”体验。
其次，创意丰富的奇观化想象是新主流电影达成审美“震惊”的另一重手段。就电影艺术而言，能否在创造性方面实现“震惊”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意想象的具体呈现。《红海行动》中，在直升机上远程狙击劫匪、毒刺导弹转弯命中飞机，以及沙尘暴中的坦克大战等场景，无不震惊着观众的审美认知。
新主流电影通过创造超现实的真实临场感和契合观众心理的情感认同实现了另外一重审美体验——“沉浸”。这一审美经验范式，既通过电影工业技术的进步提供“沉浸”体验的客观基础，又通过营造情感认同创造“沉浸”"体验的心理条件。
首先，电影工业技术进步是新主流电影实现审美““沉浸”体验的客观基础。“沉浸”与“震惊》都通过对观众视觉、听觉以及包括意识感受在内的全部身心感知系统的调动而实现。电影技术的成熟和创新为观众带来了超真实的感官享受，这也恰好是“沉浸”的发生基础。数字技术的应用为观众创造了更加完整深刻的审美体验，新主流电影通过极致化的融入和充分的交互来改变电影审美“沉浸”的发生条件和心理感受，最终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其次，情感认同创造了新主流电影实现审美“沉浸”体验的心理条件。这一类型作品已经深谙情感调动之道，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命运，都竭力在其故事铺展中获得观众的共鸣和认同。所彰显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情感成为新时代国产电影的深厚底蕴，拓展了主流价值观展示的深度和广度。而在作品逻辑层面，新主流电影尤其注重故事情节的合理性，这是其能广泛获得观众情感支持的主要原因。《湄公河行动》因13名我国船员惨遭杀害，我方缉毒警察奉命前往金三角地区与其他三国联合缉毒顺理成章。新主流电影在兼顾主流意识形态传达和视觉奇观创造的同时较好地构建了叙事逻辑，实属难能可贵。
(摘编自《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
材料二：
中国电影是中国电影艺术家面对中国的历史、现实，投入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创作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它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蕴含着中国文化中一些内在不变的重要精神。“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认为，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开拓，民族生命能够长久延续，其原因之一就是具有“向上之心强”的民族精神，即把“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作为人生的意义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不少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反思自身，不甘于堕落，不甘于被压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业当中。中国电影人也力求唤醒国民精神，不畏强权，奋起反抗。他们发起左翼电影运动和国防电影运动，拍摄了《狂流》(1933)、《中国海的怒潮》(1933)《壮志凌云》(1936)等作品，以电影为武器，宣传暴力反抗的革命意识，展现了刚健有为的精神态度。抗战时期所展现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常见于之后中国主流电影所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如在丁荫楠导演的《孙中山》(1986)中，刻画了孙中山在重重磨难中仍然坚定信念，数次起义，数次失败，但愈挫愈奋，壮心不已，鞠躬尽瘁，生命垂危之际仍然疾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一个代表中国精神的典型形象。
战争年代需要中国人发挥刚健有为的精神，赶走列强，捍卫主权，实现民族独立。建设年代，同样需要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中国人奋发向上，改变落后局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中国电影记录了其间涌现的许多令人敬佩的模范人物，见证了刚健有为精神在新中国的传承与发展。这种精神也是感召当下中国人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动力和文化源泉。
(摘编自《当代电影》202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