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园讲究节用，是中国造园家们的共识。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云：“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袁宏道《园亭纪略》比较徐庭的裸园和王元美的小祗园，前者“画壁攒青，飞流界练，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经营之精可谓巧夺天工，却被评为“微伤巧丽”。后者“轩豁爽垲，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朴素自然，反在前者之上。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江南，时风“羞质朴而尚靡丽”，弥漫着世俗浓厚的享乐主义情调，他在很多情况下也未能免俗，但一涉及造园，却极力推崇节俭。
中国园林高度成熟于中唐以后至两宋，当时其实已定下以朴素为美的基调。譬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坊而已，不加白”。屋宇简陋，量力而为；装修朴素，本色为主。正如《论语·子罕》中所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园林的目的在于游心适意，户庭狭窄，而山林深趣，又岂在人工的雕镂藻饰。
中国园林将因借作为基本原则，中国艺术以意境为最高追求，其实都可在“俭约”
这一思想背景下加以理解。因是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目的都是全天逸人，保全自然的同时也节省了人工；园林审美推崇意境而淡化物质，重视想象的真实大于感官的真实。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我们实在不可能找到比这更俭约的方式。
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篇》中写道：“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这个批评一针见血，既指出了奢靡的浅薄，也指明了俭朴的意义。此外李渔并没有停留在“俭约”这一道德层面上，而是延伸到“简约”这一艺术层面，化俭约之德为简约之美，求廉、求省、求俭与求真、求朴、求雅在园林中被完美地统一起来，凸出了中国艺术的美学标准，最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理想与选择。
当然，在中国园林中，建筑成就的高低最终要以是否得体合宜为准，并非一味追求简陋。譬如门楼，《园冶》中认为应“门上起楼，象城堞有楼以壮观也”。书中“宜”字共出现79次，次数最多。“堤湾宜柳”、“风窗宜疏”、“宜杂假山之间”、“宜植立轩堂前”，处处以“宜”为准。在郑元勋的影园中，“一花、一竹、一石，皆适其宜，审度再三，不宜，虽美必弃。”合宜作为标准，使园林既不会失之宏丽，也不会失之寒陋，从而有别于欧洲园林及同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园林。勿过勿不及，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准确体现。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