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世系和氏姓的《世本》提到了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他与沮诵一同发明了文字，其“作书”一事属于一项可称道的技艺。同样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其“解蔽”篇中说，擅长文字书写的人很多，而只有仓颉能够在当中脱颖而出，其关键在于他能够“壹于道”且明察事理。《韩非子》一书则指出，在仓颉所造的文字中，组成“公”字的“八”和“ム”（私）正好体现了“公”是“私”的背反，公私相背的含义很明显。并且，韩非此处举出仓颉这一例子，旨在说明公私分明对于辨明“上下之利”的重要性，而公私分明正是法家的“法”之精神所在，因而可以说，仓颉造字暗合了公私分明的法家主张。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君守》，将仓颉作书与制作车、稼、刑、陶、城等具体、实用的事物并举，并认为仓颉作书也属于精当合宜的行为，不过，《吕氏春秋》认为这些事物的制作都属于臣子之道，是臣子的“当”，而君主应“以无当为当”。
先秦的这些文献，整体上将仓颉推举为文字创造者的代表，并肯定了仓颉造字作为一项技艺的成就。从思想脉络上看，“仓颉造字”一说或与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及道家背后的史官传统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其一，《世本》是先秦的史书，其书记载仓颉为史官，而按《汉书•艺文志》的说法，道家学派发源于古代史官，仓颉既被《世本》这一史书记载为史官，因此可推断《世本》所载的“仓颉造字”说可能有史官和道家学派的思想背景。其二，《荀子》在论述仓颉造字时着重于文字的法度，然而《荀子》对于“仓颉造字”能够“壹于道”的记载，就又反映了“仓颉造字”有聚焦于“道”的意味。其三，《韩非子》是著名的法家学派著作，令人饶有兴味的是，《韩非子》一书中又专设《解老》《喻老》二篇，这就显示出韩非本人即道即法的思想背景，而《韩非子》所载的“仓颉造字”说对于法治精神的强调，竟也有着即道即法的色彩。其四，笔者的这一推测，恰又可从《吕氏春秋》对“仓颉造字”说的陈述中得到印证。据东汉学者高诱的解读，《吕氏春秋》一书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的，因此，可以推知的是，先秦时期对于“仓颉造字”说的讨论，大体上是源于道家的思想系统，并具体聚焦于法家的“法”之精神而展开的。
（选自《仓颉造字说的形成与汉字内涵的演变》第二部分；有删改）
材料二：
从故事的形态上看，“仓颉造字”说在最初的论述文本——《世本》中，即已包含仓颉、仓颉的身份（黄帝时史官）、作书三方面描绘基本事实的元素，而这三方面的元素，确立了“仓颉造字”说最简单、最基本的故事形态。
其后，在《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论述中，“仓颉造字”说在描绘基本事实的元素之上，又增添了价值判断的元素。具体来说，《荀子》和《韩非子》用“壹于道”和“固以知之”的评价，来表达他们对于仓颉造字符合“道”和“法”的精神的推崇；《吕氏春秋》则认为仓颉造字是精当的人为的制作，这也是基于“道”“法”的思想背景而做出的评论。
在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进一步发展了《吕氏春秋》对“仓颉造字”的批评，他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增添“天雨粟，鬼夜哭”这一元素，以此来说明仓颉造字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做出相应的评价。经过刘安的论述，“仓颉造字”说由于其与“天雨栗，鬼夜哭”的联系，具备了引发“天”“鬼”反应的“天人感应”色彩。有关于此，《纬书》和王充分别做出了不同方式的论述。《纬书》通过增添仓颉的异相和异能——“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指掌而创文字”——以及仓颉观察天地鸟兽之迹等故事元素，进一步解释了仓颉造字和“天雨粟，鬼夜哭”的因果关系，并对之予以正面评价；而东汉的王充则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做出了旨在解构“仓颉造字”和“天雨粟，鬼夜哭”之因果关系的论述，将这两者解析为两个独立的事件，从而在承认“仓颉造字”的正面作用的同时，又否认了天人感应的说法。尽管刘安、《纬书》和王充这三者的论述各有不同，但其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论述中均增添了“天雨粟，鬼夜哭”这一故事元素，而对这一元素的讨论，又将对“仓颉造字”的评价重点转向了“仓颉造字”说所带来的后果上。这一转变，并没有否认“仓颉造字”说的“道”“法”之性质，而是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了“天人感应”说的宗教和政治哲学思想，并以此来对“仓颉造字”说做出价值判断。
面对这些不同的意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做出了调和性、综合性的论述。许慎的论述包含了“仓颉造字”说中的事件发生背景、仓颉作为黄帝时史官的身份、文字取法于天地鸟兽之迹的制作方法、仓颉造字带来的宣教明化的后果等故事元素，并用历史哲学的逻辑，将各个不同的故事元素合理地统一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文字演变和文字辅助王政的主题。“仓颉造字”说在许慎那里，具备了最丰富而完备的故事元素，各故事元素也得到了最合理的统合，从而确立了完备、系统的“仓颉造字”说的故事模式。
（选自《仓颉造字说的形成与汉字内涵的演变》第四部分，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