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一】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
我还想再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选自费孝通《文字下乡》，有删略)
【文段二】
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人之所以要有记忆，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需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
我说了这许多话，也许足够指明了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了。在这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
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的生活需要而决定的。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那里用得着文字？
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选自费孝通《再论文字下乡》，有删略)
【文段三】
费孝通先生推出的结论是，乡村工作者所谓乡下人的“愚”是不成立的。他反驳得很好。但是，他仅从熟悉社会只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来解释为何乡土社会缺乏文字，不免过于片面简单了。
阻碍文字的下乡，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村穷，上学认字大概是比较奢侈的。我小时候，还不时听到村民说自己的子女，上学的目的就是认几个字，起码认识自己的名字，不是睁眼瞎，一旦有机会进了城，能认个男女厕所；离开家了，能给家里写个信。他们要求很低，目标要上大学的似乎不多，因为身边缺少榜样，孩子们学习也都不怎么好。我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1994年由中师保送上的大学。即使在教育普及的时代，文字在转型社会的乡村里，村民还是只求一点基本的作用，但不是不需要。
另一方面是缺乏教授文字的人才，即使有些人家经济上可以支付得起，也找不到老师。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创造了需求。比如，我小时候，村里经常会有少林武术班，几个跑江湖的“武师”一召集，临时借个场地，办了个短期武术班，这样周遭几个村子的小孩子(我的印象都是男孩子)就报名缴费来学习了。现在就没有这种班了，因为在乡村，挣不到太多钱，没有人来办了。就是没有供应了，人们也想不到这个练武术的需求了。真正具有强烈愿望要学习的，就直接去嵩山少林寺了。总之，并不能因为乡土社会里都是面对面的群体，就认为乡村人对文字没有需求了。
(选自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