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一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节选自《孟子·公孙丑上》,有删改)
文段二
盖尝求之于六经, 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 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①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②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话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惟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
(节选自苏轼《孟轲论》,有删改)
【注释】①穿窬(yú):穿墙(偷盗)。②餂(tiǎn):取,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