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然山水人格化的观念，在《论语》当中表述的很明确。“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当其弟子问其缘故时，孔子作了解释：高山，草木生长，鸟兽繁殖，无私地供给四方以用。正因为高山具有与仁者无私的品德相媲美的特征，所以它也是美的。而大水具有“智者”的德、仁、义、智、勇、善、正、志等品质相类似的特征，所以它也是美的。在这里，自然的山与水，无疑成了人格的象征。孔子这种把自然山水人格化的思想，构成了自然山水审美的一种传统观点，从而影响了后来的山水审美精神倾向。
人格朝向物的转化，依据自然山水的特性来比托人格。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因为松柏具有这种物象特征。不论是人格向物的转化，还是人情以物为显现，这是人与自然在山水审美过程中的双向流通，它形成了我们自然山水审美的特殊的审美定式。看松柏，总感到它们是一种崇高伟岸人格的化身，因为它们与英雄所具有的不避艰险、坚定不移的品格有相似之处，因此习惯性地常比托为类似英雄式的气概和品行；观梅竹，总是联想到一种傲然清高的人品象征；临江涛，总是感到一种豪情壮志的奔涌。这种联想，总是按照已经沉积了多少代的思维模式而下意识地伸展。
以自然山水象征人格品位，把自然山水作为人的道德精神比拟的象征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正是以一种道德眼光去寻求人与自然内在精神契合。在儒家看来，山可以使草木生长，鸟兽繁衍，给人们带来利益而自己无所求，水滋润万物，所到之处给大地以生机，水有深浅，浅可流行，深不可测，蕴涵着智慧。人们之所以喜欢观山、赏水，就是因为山与水体现着仁者、智者的美好品德。山峦巍然不动的静态与仁者坚定稳重守一的情操，流水流淌不息的动态与智者绵延不断的思绪，都有着对应相称的关系。
儒家的自然山水人格化，究其根源，是用伦理眼光看待一切的必然结果。在儒家看来，最高的美就是理想的人格，最高的美感，就是对理想人格的体验，所以面对自然山水，他们的审美重心往往是放在自我人格的欣赏上，他们欣赏自然山水，往往结合着社会生活联想，自然山水的特点往往被看作是人的精神形态，在赞美山的雄伟、海的壮阔、松的挺拔的同时，也是在赞美人，赞美人的与自然山水特点相似的精神。
（摘编自张文彦《先秦儒家与道家自然观之比较》）
材料二：
儒家自然观偏重于把人的伦理情感投射到自然物上去，并因此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比德”传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比德的确是一种直接的比附，亦即根据自然对象与人的德行在某些方面相似而强调两者间的类比，乃至把外在的事物视为道德的象征。但与此同时，由于儒家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孝悌仁爱等情感规范的道德观念，这种类比往往又被注入了感性情意的内涵，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为两者的互动亲和增添了丰富意趣。孔子赞美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明显是以松柏四季常青的自然属性比附人们不畏艰难的道德品格，但其中也因此渗透着由这类道德品格所引发、再被投射到松柏形象之上的景仰崇尚之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比德则是基于人与自然之间更深邃、更富于哲理性的相通互融，浸润着更普泛、更具有体验性的情感意绪。“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名言，尽管也可以像后儒那样在单纯的比附中解释成“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但更有理由看成是在哲理层面上对人与自然息息相通的高度肯定；其中蕴含的深刻隽永的亲和情意（所谓的“乐”），很难简单地还原为直接的类比关联。
这样一来，在儒家框架内实现的自然的道德化，也就具有了无可否认的审美意蕴。首先，作为“比”之内容的“德”，总是一些符合儒家标准、受到积极肯定的“君子”品格，因而也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强烈愉悦。孔子的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便特别强调了道德践履应该与“乐在其中”的感性愉悦融为一体，而不能停留在单纯认知或是意志规范的层面之上。其次，正如孔子有关松柏的论述所表明的，所“比”之“德”又总是不露痕迹地“化”入到自然事物的感性形象之中，甚至与这些自然形象保持着高度同构的关系。荀子在论证“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时提到“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松柏或玉的形象以这种方式与君子的道德品格融为一体时，它们自然也就会对人们呈现出鲜明的审美内涵。事实上，松梅竹菊这些在西方或其他文化传统中并不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自然形象，主要就是通过儒家把自然道德化的“比德”机制，才会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今天成为众多文人墨客争相讴歌的美的典范。
儒家的德化自然观与艺术创作中的诗歌意境一直存在着交织互动的密切关联。其实，儒家比德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正是以“比”“兴”见长的《诗经》；荀子在以玉比德后特地引用“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诗文，便是有力的证据。本来，“兴”的“感发志意”功能，已经使《诗经》涌现出一批超出单纯“意象”层面、颇有深长“意境”之韵的作品。而在从《诗经》那里汲取营养孕育成形后，儒家的自然观又从“德化”的独特角度，对于古典诗歌的意境生成发挥着或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离骚》中有关善鸟香草、灵修美人的“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显然就与屈原在“重仁袭义”中对儒家比德观的直接承扬密不可分。此后的历代诗人（不仅包括那些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诗人，而且也包括那些以道玄禅思想为主导的诗人），同样在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创作出一些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意境佳作。这些作品浸润着高人节操、志士豪气、进取精神、忧患意识的儒家情趣，构成了中国古典意境诗歌中的靓丽要素和耀眼明珠。
（摘编自刘清平《自然之道与文学之道——儒家德化自然观与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