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控制论之父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谈到自动化技术和智能机器时，得出了一个危言耸听的结论：“这些机器的趋势是要在所有层面上取代人类，而非只是用机器能源和力量取代人类的能源和力量。”
维纳的激进言辞和今天普通人对人工智能的担心有夸张的成分，但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的确给未来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其中，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问题，这催生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学和跨人类主义的伦理学问题。准确来说，这种伦理学不同于传统的伦理学，它讨论的不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与自己所发明的一种产品构成的关联，由于这种特殊的产品一旦超过了某个奇点，就存在彻底压倒人类的可能性。
实际上，对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伦理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讨论。在人工智能领域，是依从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来进行的。
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的路径。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人工智能（简称AI）夏季研讨会，与会者探讨的是，如何将我们人类的各种感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大脑的思考都变成信息，并加以控制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人类行为的模拟，即将人类的各种感觉转化为可以量化的信息数据。
然而，在这个阶段中，所谓的人工智能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在模拟人的感觉和思维，让一种更像人的思维机器能够诞生。
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即智能增强（简称IA）上。人工智能是否能发展出一种纯粹机器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并以机器本身的方式来进行？这就出现了机器学习的概念，它通过海量的信息和数据收集，让机器提出自己的抽象观念，例如，在给机器浏览了上万张猫的图片之后，让机器自己提炼出关于猫的概念。一旦机器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概念和观念之后，这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将会成为机器自身的思考方式的基础，这些概念就会形成一种不依赖于人的思考模式网络。一个不再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或许对于人类来说，会带来更大的恐慌。毕竟，模拟人类大脑和思维的人工智能，尚具有一定的可控性，但基于机器思维的人工智能，我们显然不能作出上述简单的结论。
不过，说智能增强技术是对人类的取代，似乎也言之尚早。智能增强技术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智能机器来弥补人类思维上的不足。这样，由于智能增强技术带来了两种平面，一方面是人类思维的平面，另一方面是机器的平面，所以，两个平面之间也需要一个接口技术，它让人与智能机器的沟通成为可能。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目标就是如何形成与人类交流的接口技术。从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的伦理学角度上看，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关系，应是一种共生性的伙伴关系。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无论是一线的生产，还是对这些因衰老而无法行动的老人的照料，或许都会面对这样的人与智能机器的接口技术问题，这是一种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新伦理学，他们将构成一种跨人类主义。或许，我们在这种景象中看到的不一定是伦理的灾难，而是一种新的希望。
（摘编自蓝江《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
材料二：
去年辞世的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提出“竞速学”，提议要把速度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在维利里奥看来，人类文明的变化，根本上是速度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恰恰缘于速度提升：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上的速度、对大数据的处理速度，完败人的生物“算法”。这轮速度变化的结果是：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断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
从竞速学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在当下主权性的民族国家格局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速度变化，正在使它实质性地拿到越来越多的决断权。
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最近提出“人工非智能”这个概念。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自身恰恰会进入“人工非智能”——一种人为导致的“系统性愚蠢”。在这个人工智能声称比你更了解你的时代，你不再耗费精力去了解恋爱对象而是通过约会APP算法帮你定位到“最适合的TA”，国家领导人不再耗费精力去深入了解国际上的伙伴与对手而依赖人工智能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判断……这才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真正挑战。
（摘编自吴冠军《人工智能的“人工非智能”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