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还有受众，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是集体主义的责任担当。以此为精神内涵，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精神力量和美学风格，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和稀缺的。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它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柳青、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梁生宝、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人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个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摘编自张江《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
材料二：
德国诗人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也是这剧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探索、严肃思考之后的必然选择。思想启蒙犹如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考题和必答题。
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成长上。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受到民族救亡的危机，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实验实践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联合13人成立北京工读互助社实验小组，最终失败；毛泽东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后来发现终是走不通，最终坚定了革命道路的选择。因为一代新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中国的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我们必须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我们学生不行，我们必须发动群众……让他们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唯此，中国才有希望”。后来，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才没有强硬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这个觉醒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必将在未来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作为“父亲”“同事”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更为可信可亲。
——（摘编自曹巧兰《火出圈的＜觉醒年代＞为什么这么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