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礼”，是用一整套“名分”次序的排列制度来别亲疏，定上下，立尊卑，序长幼，明贵贱，分远近，以确定人们的义务、道德和生活。“礼，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有别。”（《礼记•乐记》）“礼”的功能是“别异”，这个“别异”是通过一系列的“名”来建立和确定的，“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左传•桓公二年》）儒家强调“名”整理出秩序和规范，由之构成一个有明确差异和严密区分的社会统领系统。
礼有几个特点。第一点，“礼者，履也。”礼是实践，实践强调的不是人的内心活动，而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举止。“礼”的许多仪式、规矩、准则、范例，都是针对人的活动、行为、举止、言语甚至面容而设定的，而且必须有顺次、有规则、有秩序地去做。“无礼则无以措手足”，礼的实践性可以到这个程度。“礼者，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刘熙《释名》）合乎礼数的周旋酬对、俯仰往还，无不是通过切身实践，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到位，得体、适宜、合度，使人世各种关系在这实践过程中得到合适的落实。“礼有五经，莫大于祭”，祭礼是最重要的，祭祀把人的各种关系，长幼、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通过仪式的活动即实践，把远近亲疏上下尊卑安排规范得十分明确，并且以语言、名分确定下来，不能违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譬如一个人死了，他的家人要披麻戴孝，但是由于与死者关系的名分不同，披的麻、戴的孝并不一样，不同的身份、关系、地位、等级，区分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不同的情感表现。不像西方，人死了都戴一点黑，动作、姿态、言语、次序等，区别不大。礼是现实生活不可逃避，更不可违背的实践法规，是不成文的“法”。
礼的第二个特点，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化，不仅是祭祀的时候，而且通过祭祀，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安排、规定好。中国的家族系统和制度就是以丧礼“五服”等差秩序来制定、规范、推扩出来的，把人的不同实践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外在形态包括衣食住行等，进而把现实生活规范、安排成为一个大系统。到汉代，董仲舒结合阴阳家、道法家把上古这套礼制转化性创造为“仁，天心也”的“有情宇宙观”，用“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方式来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从此以后，尽管历代有许多增删变异，其基本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
为什么能这样长久传承延续呢？为什么这么一套烦琐的生活规范，却必须严格遵守、履行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礼”有神圣性。正因为它非常神圣，所以必须遵守、不可违背。礼来源于巫，巫术里面有神明，因此这些“礼”的规范不单是人间的法规。“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天经地义，是天地给人规定的。违反了礼，不仅是违反了人间的习俗、规矩、法规，而且更严重的是触犯了神明，那当然就要遭到各种灾难、惩罚，民间一直有不孝子孙要遭天打雷劈的说法。所以人的“行”必须符合“礼”的规范，才能与神明、与天地合拍和沟通。所有这些，都恰恰是保留了巫术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但是把它完全世俗化、理性化了，成了人间的一种神圣的秩序。许多学者讲，宗教与世俗的很大区别就是，宗教是超乎经验的世界，世俗是经验的世界。而中国恰恰不是这样，中国是将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神就在这个世界也包括在人间的“礼”中，人间的礼仪就是神明的旨意，人与神同在一个世界，所以“礼教”成了中国的“宗教”。
（摘自李泽厚《“礼”的三特点》）
材料二：
中国是拥有悠久礼乐文明的礼仪大国，有着丰富的礼仪文化资源，同时重视礼制建设与礼俗教化。《周易•系辞》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敬天礼地、体现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包蕴礼义核心的礼仪文化。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强调“礼”的功能，礼仪文化依循三大伦理原则，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这三者是“礼”的核心内涵，是传统礼仪文化的根本性质所在。
当代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相应的礼仪，传统礼仪遵循的三大伦理原则在当代社会必然发生根本的性质变化，即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而不是对天地神灵的被动膜拜；更强调家庭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而不是上下尊卑的严格等级区分；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牧民”统治。以新的伦理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家庭社会等的关系，既保留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底色，又体现了礼仪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
礼仪伦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重建与更新，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传统礼仪在新时代的融合与转化，对于家国情怀的培育、社会文明的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公民道德教育与新的伦理人格养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