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华民族可能是最具历史感和原乡意识的民族。在我国诗歌的起源处，即有《麦秀》之诗和《黍离》之悲。凭吊、怀古、游子、征夫之思，则成为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与此一致，在由过去、现在、未来构建的时间之链中，乡愁作为广义的历史追思，往往被神圣化。比如在个体生活中，童年总与诗情记忆深度关联，“遥想当年”是遍被士庶的自我叙事方式；在文化上，厚古薄今是常态，历史上的古今争论，往往以复古一方的胜利为终局；在哲学上，形而上的“道”被历史化，时间的久远性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真理性。基于这种时间和历史意识，在中国，从旧国旧乡旧人到古物古玩古画，似乎凡是与过往相关的一切均会被珍视。而所谓乡愁，则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历史意识在人情感领域的表征形式。
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当人体验乡愁的时候，显然是把自己置身于故乡之外的。这意味着，在中国，虽然传统农耕生活将人固着于土地，但一个悖论仍然存在，即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构成思乡的前提。据此，当我们观察中国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写关于乡愁的诗篇，几乎所有的田园诗都是关乎乡愁的，但是，诗人笔下的故乡和田园，和他们实际生活的乡村并不一样，它掺入了太多美化和理想的成分。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讲，虽然他们很容易让自己沉浸于乡愁之中，但也并没有妨碍对当下现实的理性思考。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从陶渊明那里吸取了教训，虽然不断追忆田园之美，事实上却并不愿意真正生活于乡村之中。当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种既满足都市化欲望又抚慰乡愁的变通方法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在实际生活的都市之内营造乡居，即园林。园林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意义，往往就在于完成了乡居理想向都市的置换或挪移。就此而言，园林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人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一个伟大发明。它把存在于记忆或空间远方的乡愁，借助园林置入当下生活，使乡愁对象如在目前。
中国式的乡愁又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圈层结构。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最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易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对此，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表现出了对诸多对立问题的协调和兼顾能力。比如，它既敬畏神明，又对神明敬而远之；既讲形上形下，又讲化而裁之；既尊重理性又推崇合乎人情的常识，既重视父母之孝又重视兄弟友爱、家国之忠以至天下情怀。这是一种“既要……又……”的情感多元生发模式，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使乡愁表达充满弹性。
乡愁是空间的远方，更是时间的过去，它以情感的方式揭示了过去对于人当下生活的意义。当然，乡愁作为情感是抽象的，因此它需要通过对实物的凭附得到安顿和寄托，这或许也是文化和艺术遗产保护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