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人类精神的觉醒是春秋战国历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春秋时期士阶层已经兴起，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战国各国君主一般都不拒绝纵横之士的游说，并且贵胄达官养士成风。这些都是可以引发人的潜力的外在环境。再则，尖锐复杂的斗争引起社会的激烈震荡，曾经为人们所信守的、似乎十分淳朴可爱的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变得荒谬和腐朽……社会变动中的巨大而深刻的矛盾渗入人的心中，打破了先前的精神的稳定平衡状态，变成了人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内容。这又可以说是能够引发人的潜力的内在条件。
——摘编自刘家和《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
材料二：在明清易代的外部刺激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下，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在明清之际发生了一系列蜕变，新的思想因素出现了。明清之际的学者更重视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关注社会风习，并突破传统政治哲学的樊篱，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观念。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强调民众利益高于君权、高于一家一姓之利益。王夫之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观点。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材料三：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打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准确。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准确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