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纵观人类几大古老文明，早期中国史学和古希腊史学最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史学起到了垂范作用，而古希腊史学也深刻影响到了古罗马史学、犹太史学和拜占庭史学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和希腊是人类史学的两大发源地，在我们追溯史学范式的最初形成时应予以最多的关注和重视。
②中国与希腊的早期史学经典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和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等，大都产生于轴心时代。埃及学专家金寿福在探讨古埃及未能上升到轴心文明的高度的原因时指出，古代埃及人“没有构建起能够保持这个文化核心的记忆模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在轴心时代取得突破的几大文明都有能力重新构建过去，形成崭新的文化记忆模式。我们认为，中国和希腊能够取得这种突破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他们的史学家都对历史学的求真旨趣和教育功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
③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描述早期人类的观念时说，原始人对自己和社会基本上不抱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认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在这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观念中，人们尚未发现实质性的历史变化，自然就没有产生历史学的必要。
④而在进入文明之后的很长一个阶段内，由于有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人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怀念过去，这导致“历史倒退论”在不同地区普遍流行过。在希腊，荷马与赫西俄德就都持这种观念。比如，荷马赞扬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狄奥墨得斯，称这位英雄能够独自“轻巧地举起偌大的石头”，而“当今之人就是两个也莫它奈何”；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奥林波斯诸神起初创造了“一个黄金种族的人类”，他们“没有内心的悲伤， 没有劳累和忧愁”，之后则是一代比一代恶劣的种族。赫西俄德的看法代表了古希腊人传统的历史观。而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儒家对唐尧、虞舜的讴歌，还是道家对神农、黄帝的追慕， 都体现出类似的观念和情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大同之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小康社会所带来的是斗争局面。孔子更为哀叹的则是“尧舜之治”与“三代之英”都已隐去的“礼崩乐坏之世”。
⑤但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开篇就宣称，无论从战争还是其他方面来看，以往的事件“都算不上伟大”。修昔底德笔下的“古史叙事”没有给“黄金时代”和神话英雄留下一席之地，而是反映出那时的生活是“严酷、肮脏、野蛮和短促的”。由于以往的时代不再被认为比现时代更美好，而是与当下和未来时代相似，修昔底德才会相信探求真相的历史著作将对人类起到教育作用，并成为“永远的财富”。
⑥因此，历史不再是倒退的，而是复杂的周期性循环。这一观念在思想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中国，墨子与韩非子都已认为尧舜之世是一个“茅茨不翦”的简陋时代，韩非子更是嘲讽了“法先王”的守旧观念。同时，“美先王之道，崇尧舜之世”的儒家亦并非不知历史的变化，但他们相信有某种“定数”存在。孔子从夏、商、周的王朝更替中看出了礼虽“损益”，然“百世可知”的“规律”，而孟子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身为阴阳家的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似在综合这些关于历史发展和循环的讨论。韩非子推崇的发展创新的“法后王”思想和邹衍“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史观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初衷是为了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他也自觉继承了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史学求真旨趣。当然，这背后同样隐藏着一种复杂的循环史观，以及对史书能够保存功业、惩恶扬善的信念。
⑦总之，希腊和中国的史学家在各自的文明背景下“研发”出了新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模式，突破了原始的简单循环观念和文明初兴后的“历史倒退论”，为历史学注入了求真和教化的“灵魂”，这无疑是最具理性价值的遗产之一。
（选自白春晓《司马迁与修昔底德：两种历史理性的范式》，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