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素来有“书画同源”一说。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在《笔髓论》里说：“仓颉象山川江海之状，龙蛇鸟兽之迹，而立六书。”这是从书法与绘画的起源上说的。
而在艺术的境界和追求上来说，“书画同源”又表现为相似的艺术趣味。近代大书画家黄宾虹曾说过：“书画同源，欲明画法，先究书法，画法重气韵生动，书法亦然。”书法和绘画之所以在艺术趣味上也“同源”，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文字的孽乳，是从象形出发，逐渐生发出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等抽象的表意形式，从反映事物之形象的图画，逐渐演变为抽象的表现符号；另一方面，中国绘画从秦汉时代开始，就奠定了一种轻写实而重抒情、写意的艺术倾向，绘画从客观如实地展现自然、人物的形象，转向表达画家本身的情感、观念和想象。这样，中国的文字和绘画，就呈现出一种合流的趋势。于是，它们的形式载体书法和中国画，就具有了一致性的艺术追求：“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是南朝齐梁时代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气韵”，也就是“神韵”，是指人物的精神气质。生动地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便成了这一时代绘画的最高艺术水准。而后，山水画、花鸟画等兴起以后，“气韵”便从人物扩展到一切绘画的表现对象。绘画的气韵表现，所依赖的是笔墨、线条和色彩；而书法则更是笔墨和线条的艺术，绘画中的色彩，在书法中则表现为用墨的浓淡和干湿。
关于书法的气韵，汉代书法家蔡邕曾说过：“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书者，散也”，是说书法是审美心胸、艺术情思的表现。在古人心中，文字本身是有生命、情韵的，书法家的使命，就是把文字本身的生命律动和情韵展现出来。
关于绘画的气韵，苏轼在一首评论文与可画竹的诗中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文与可笔下的竹子融入了主观的情致、神思和想象，因而变化万端，活泼泼地展现出了“自然”本身的生动景象与境界。
只有气韵生动的书画作品，才能够称之为“美”的，才能展现出中国文人的情怀和创造力。
（摘编自刘悦笛、赵强《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
材料二：
谈到绘画，首先应打破传统的书画同源，或书出于画的似是而非之说。从我国龙山期、仰韶期的彩陶，以建殷代的青铜器，其花纹可以说是今日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的绘画。但两者皆系图案的、抽象的性质，反不如原始象形文字之追求物象。一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一部分铜器上的狩猎、动物的花纹，带有活泼的写实意味。由这种古代实物的考察，可以明了我国的书与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由最早的彩陶花纹来看，这完全是属于装饰意味的系统；它的演变，是随被装饰物的目的，及关于此种目的的时代文化气氛而推动，所以它本身没有象形不象形的问题。由甲骨文的文字来看，这完全是属于帮助并代替记忆的实用系统，所以一开始便不能不追求人们所要记忆的事物之形。等到约定俗成之后，便慢慢从事物之形中解放出来，以追求实用时的便利。
书画的密切关联，乃发生在书法自身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的时代，这开始于东汉之末，而确立于魏晋时代。其引发此一自觉的，恐怕和草书的出现有关系。因为草书虽依然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把文字由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书法从实用中转移过来而艺术化了，它的性格便和绘画相同。加以两者使用笔墨纸帛的同样工具，而到了唐中期以后，水墨画成立，书与画之间，更大大地接近了一步，于是书画的关系，便密切了起来，遂使一千多年来，大家把两者本是艺术性格上的关联，误解为历史发生上的关联。
即使在艺术性的关联上，后来许多人，以为要把画画好，必先把字写好的看法，依然是把相得益彰的附益的关系，说成了因果上的必然的关系。
书与画的线条，虽然要同样的功力，但画的线条，一直在吴道子晚年的“如莼茉条”出现以前，都是匀而细的，有如“春蚕吐丝”的线条，这和书的线条，也是属于两种形态，自然需要用两种技巧。事实上，固然许多人善书同时也善画，但吴道子本来是“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工画”。而沈颢《山水法》在落款项下谓：“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这即足以证明绘画的成就，原与书法并无关系。宋以后，有一部分人，把书法在绘画中的意味强调得太过，这便会无形中忽视了绘画自身更基本的因素，是值得重新加以考虑的。
（摘编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