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凭借条约的保护,纷纷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各种经贸活动。他们从向中国输出商品开始,逐步发展到输出资本和在中国设厂经营。西方列强首先选择在通商口岸从事工业投资活动,是因为这些地方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作后盾,从而拥有许多便利。由于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不断设厂投资,为了配合工业生产的需要,他们相应地建立子许多的配套设施,如金融机构的建立、铁路的修筑、电力的兴建等,从而使通商口岸的工业发展条件不断改善。而当时中国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买办,也选择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投资。因为在这些地区容易获得各类生产机器、技术及原料。通商口岸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集聚效应,从而使工业集中于通商口岸的趋势不断增强。
——摘编自陈宏明《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影响(1861—1927)》
材料二:早在1935年,当华北局势日益恶化之际,蒋介石就曾感到“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最近必有举动”,他认为西南地区的“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因此,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发大西南尚不具备条件,但基于西南地区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国民政府终于确立了以西南地区为新建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并在以后的短期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运动,将沿海工业迁至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
——摘编自吕家毅《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