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阶层自身的演化与历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旗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关系而结成的友谊。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其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于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妁、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最终唯有通过政治的实践和检验来确证它的价值。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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