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基层上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说他们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以现在的情形来说，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1948 年初版)
材料二羊城村彻底的 “非农化”，是由于农民发现了土地的营利价值。城市扩展带来的土地价格飙升，给了拥有土地的农民发财的机会。他们推倒农舍，翻盖楼房出租，利用工业的资本积累盖起商业城、宾馆、饭店、写字楼，村落变成“物业公司”。村里人戏称从祖祖辈辈的“种地”，现在改行“种楼”。到90年代初期，羊城村就彻底“非农化”了。
如果说由于农业的“无利”而引导的“非农化”，是农民自己的理性选择，那么“无地”的城市化过程，则绝非农民自己可以左右的过程。羊城村的“减地”，导引于伴随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征地。村落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落集体，但根据法律，国家因为建设的需要有权征用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国家要给予补偿。从20世纪50年“"至80年代中期，35年间羊城村被国家征用的土地不过400多亩，仅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不到9%。那时的耕地还没有获得其由于土地价格飙升而带来的营利价值，市民的户籍身份也还附有农民所没有的待遇，所以国家征地给予的经济补偿、户籍改变和招工机会，对于农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农民都把走出“农门”、洗脚上田、改变命运的期盼，寄托在土地被国家征用上。但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农民刚刚尝到土地赢利的甜头，正在编织依靠土地迅速发财的美梦，大规模的城市扩展圈地开始，在此后短短的10年间，90%以上的村庄土地全部被征用，羊城村转眼间就完成了它“无地”的过程。既“无农”，也“无(耕)地”，羊城村几乎丧失了我们传统上定义“村落”和“农民”的那些典型特征。属于羊城村的反思悄然开始，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村落已不再是那个村落，羊城村从“农村”变成“商村”，只是“村”的帽子仍难以摘下。
(摘编自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2004年)
材料三尽管发生了农民离土、出村的情况，但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以及农一代与土地和村庄的特殊关系，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实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中国在快速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对城乡两个文明的误解情况，暗含着城市文明就是先进的，乡村文明就是落后的，两个文明的此长彼消就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意味。在城镇化过半以后，我们才发现，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不仅没有消灭乡村文明，城市文明也出现大量病兆。在城市病困扰城里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后，他们开始主动到乡下去寻找另一种文明的慰藉，对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土特产等需求上升，实质上是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呼唤。直到现在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只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存在谁优谁劣，而是相互需要、互为补充的关系。
(摘编自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