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土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根据《浙江新志》(1936年版)的资料进行统计得知，农户占全户数的比重情况是：宁波地区平均为37%，杭县为77%，嘉兴县为76%，吴兴县为87%，绍兴县为99%。宁波地区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之高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条互为因果的作用链：一条是由于土狭人稠、饥驱寒袭而迫使部分宁波人转而以经商等非农业生产作为生计的手段。另一条是由于从事经商而使得一部分人口无需依赖农业成为可能，从而继续导致了该地区“生齿日繁”。

然而，人口过剩——经商这一动态平衡曾经几度面临失衡。而每次于宁波商人看似十分不利的失衡危机反而在客观结果上促成了宁波商人(宁波帮)的大跃进。在明代以前，宁波商人以宁波港为基地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然而明政府厉行的海禁政策，阻断了宁波商人的生计之路，宁波商人除了一部分转而从事走私贸易外，大批商人转向内地贸易。嘉靖年间，“宁绍诸郡之民，半游食于四方”。成书于明万历二五年的《广志绎》也记述当地“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明朝海禁政策虽然始于洪武年间，却允许宁波作为对日贸易口岸，至嘉靖2年由于发生“宁波事件四，才致宁波市舶司被罢废。由此可见，嘉靖、万历年间宁波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员外流，与海禁实施的背景是紧密相关的。海禁促成了宁波商人大规模进出外地，是后来宁波帮形成的基础。

(节选自黄伟明《近代宁波帮在上海的生成与发展》)

注：①1523，到宁波的日本两大贸易使团，因为贸易资格问题相互大打出手，进而在宁波大肆烧杀抢掠。这起恶性外交事件，导致嘉靖皇帝废除了宁波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