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色档案资源既以物质形态存在，也以精神文化形式体现，是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档案管理部门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深刻地认识到红色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
数字人文背景下，在红色资源的深度开发过程中可以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实现红色档案数字转化，更好地为红色档案资源的传播提供载体和条件。档案管理部门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深刻了解受众群体的需求，通过数字转化，以更贴近群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红色文化。通过满足社会公众的怀旧心理，不仅吸引了众多观众观看红色经典故事，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加深了公众对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的理解。数字人文视域下，在红色档案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求，找到与社会公众的契合点，这样才能够盘活档案管理部门的红色档案资源，才能够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的教育意义，才能够实现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要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的优势，打破红色文化的时空传播界限，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
档案管理部门本身就承担着宣传爱国主义和教育青少年的重任。档案馆在红色档案资源挖掘过程中应从档案馆本身的职能定位出发，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活动，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的育人价值。数字人文非常注重人文服务和人文精神传播。数字人文与红色档案资源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能够为党史学习教育、社会主流价值宣传提供丰富的红色档案素材。数字人文多元开放特征使其成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部分档案馆开展的红色教育活动就是红色档案资源与数字人文技术深度融合的结果。数字人文视域下，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可以利用多种智能工具，使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就可以接受红色教育，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激发社会公众的红色血脉，进而提升红色教育效果。
（摘编自李仁海《数字人文与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深度融合》）
材料二：
红色文献知识库架构图
（摘编自陈海玉《红色基因传承下馆藏红色文献知识库构建探究》）
材料三：
两千多年前，《礼记·礼运》就提出了大同理想。接着孔子以此为依据，提出“大同”社会是三代圣王政治的境界，或者说是那时社会政治景象的再现，并非虚幻的空想，可以通过推行“德政”“礼制”来实现的观点。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影响后世极大，也是历代中国人的政治追求。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红线：每一个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所使用的口号，都把天下大同当作唤起民众、凝聚人心的口号，不管是东汉的黄巾起义、宋朝的王李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还是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皆是如此。这个美好的期待虽未成功，但周而复始地出现、往复不息地循环，逐渐沉淀成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广泛的社会心理。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红色基因之所以在很短的时期为中国人所接受，正是因为它的社会进化目标亦为“大同”，这就给全体中国人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值得提醒的是，红色基因所展示出来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并非对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简单重复，它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对人类历史规律的科学总结，有着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的内在逻辑。这样的价值观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鲜明特点：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经世致用的基本特征，擅长立足实践辩证地思考问题，在“通古今之变”中寻求解决矛盾之道。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易经》《洪范》开始就充满了辩证法的意蕴，《道德经》《孙子兵法》更是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芒。一些辩证法成语妇孺皆知，如阴阳互补、分久必合、福祸相依等，这为中国人接受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哲学基础。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只是朴素唯物主义。红色基因中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它科学地指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深化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了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是以中国传统话语表达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如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
红色基因的首要特征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红色基因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除了拥有信仰力量之外，在他们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风骨。这种风骨使他们在困境中乐观，在逆境中坚韧，甚至面对死亡时也英勇就义。“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18岁的陈祥榕烈士写下的战斗口号。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不就是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精神吗？
（摘编自袁娇娇《浅析红色基因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