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李大钊(节选)
康岩
到了日本，李大钊化愤懑为勤苦，发奋研习政治经济学。早稻田大学保存的李大钊学籍卡和成绩单显示，一九一四年三月九日，李大钊通过早稻田大学免试，被编入“大政一科”(当时日本年号是“大正”)。李大钊来日本之前已经学过日文，水平不错才能免试。一九一三年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李大钊已显示出翻译才能，他将日本人中里弥之助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纲领》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自己创办的杂志《言治》。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学习。
李大钊此时躁动的思想，就如同学校里的生活，无法安宁。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内阁政府秘密向中国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日本，在日留学生三千余人，成立“留日学生总会”，众人推举李大钊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文章很快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散发，并被带往国内传播，传遍全中国：
天发杀机……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纵然李大钊挥动凌云笔，也改变不了江河日下、已至穷途末路的国内政局。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满足日本政府要求的复文。二十五日，“中日条约”有关换文在北京签字。时局急转而下，是留在安静的教室里伏案苦读，还是回到饱经磨难的祖国投入革命？李大钊内心有些纠结，他想起童年时被祖父李如珍屡次带去大黑坨村华严寺门前看碑文的一幕。
李大钊父母早逝，由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祖父的言传身教对他早期性格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确立，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想当年，祖父不甘困守在河北乐亭大黑坨村的贫瘠土地，趁着年轻，外出“闯关东”，到长春、万宝山一带经商，赚到钱后回乡。除了买地造宅，李如珍还做了一件村民眼中的“大事”。
大黑坨村有个风俗，每年夏天都要搭台请戏班子唱上几场，一来娱乐乡里，二来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唱戏得有地方，村里一直没个场地，李如珍便把这事儿揽下来。他四处募集，加上自家捐献，用了六七年时间，终于建起了戏台，就在村子华严寺门前的十亩地上。华严寺是村里的主庙，戏台建在寺庙旁，村民也好来此给庙里的四大金刚和十八罗汉烧香上供。
村里乡亲高兴坏了。为了感谢李如珍，他们邀请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给李如珍写下一块“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立在华严寺前“福地”上。碑文由当时尚在世的李大钊的父亲，亲自誊写。小时候，李大钊不止一次跟着祖父来到碑前，听着祖父的耳提面命，看看那从未谋面的父亲留在世上的笔迹。当时的李大钊不知道碑文的分量，但从同村人歆羡的目光中，他能读出这块碑在祖父心中的特殊地位。
大黑坨村在滦河右岸、渤海之滨，每当海风吹拂，村南口那棵六百多岁的老槐树就摇动枝叶，簌簌作响。家乡的海风，此时仿佛吹进早稻田大学的宿舍楼，一同吹来的，还有祖父的教诲和吁叹。碑文落款，更是闪电般掠过李大钊眼前：“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从九品”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属最末流。李大钊明白祖父对官职官品的向往，知道他为何会把科考取仕的担子压在自己肩上。
一转念，李大钊又想，就算拿到学位又如何？这国将不国的情形能改变吗？这生灵涂炭的惨象能有救吗？中国人受欺侮、被压制、被操纵的局面，能结束吗？在高等学府深研政理，不是为了皓首穷经，读死书、死读书，学好一身本事不还是应该投身革命、改造社会，挽国之将倾、救民于水火吗？世上的书读不完，世上的字写不尽，但国家危亡就在眼前，眼不见耳不闻、不伸手不踏足，如何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祖父、对得起往圣先贤和亿万黎民？躺在床上，窗外凉风吹打窗棂，也吹拂着李大钊的心。路如何走，他已有答案。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被学校除名后的那个春天，李大钊提笔写下气贯长虹的《青春》一文。一九一六年五月，他踏上归国的轮船。
(选自《人民文学》2022年第11期，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