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屠呦呦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了新思路，提取出青蒿素，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古籍的惊人价值。对于古籍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通行的是：1911年以前、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采用中国传统的著作方式、具有中国传统装帧形式的书籍。古籍的类型除了大量的汉文古籍，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认识和了解古籍成为一种需求。古籍的价值是多重的。古籍的载体材料主要包括纸张、织物和墨。这三种材料由于产生或制作的年代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元代以前印书主要用麻纸、皮纸，明代以后大量用竹纸，通过载体材料体现出的文物价值显而易见。浩瀚的古代文献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为了解先人的政治、文化、制度、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就是古籍的文献价值。古籍在加工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材料以及制版、印刷中所体现出来的工艺都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人们看到一部古籍，往往还未翻阅，就已为其精美的外观和典雅的色调所征服。对文献研究者来说，文献价值是古籍的“皮”，其他价值则是古籍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存世古籍总量大约有20万种。其中一些珍贵的古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珍贵古籍不仅包括全本，还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残本、散页等。元代及元代以前版印、抄写的古籍已万不存一，流传至今者是我国现存古籍中最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古籍非常稀有，很多作为文物被珍藏在图书馆，读者很难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取材于李致忠、梁爱民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是一种新兴的古籍保护理念。以往，古籍保护提倡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原生性保护指保护古籍文物本身，可谓之“存形”；再生性保护指对古籍的影印、缩微复制和整理出版等，可谓之“移形”。不过，这两种方式主要解决古籍“藏”与“用”的问题，而古籍的“藏”与“用”长期局限在特定的机构与学者群体中，未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广泛注意。传承性保护则是利用各种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将古籍推向大众，让古籍“活”起来，实现古籍从“藏”到“用”最后至“活”的飞跃。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飞跃提供了条件。人工智能处理古籍的过程大体包含四步：首先，将古籍扫描并处理成图像文件。其次，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将图像文件中的文字识别为计算机可处理的电子文本。再次，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所获取的文本进行基础性加工，包括自动断句、标点以及词语切分等。最后，识别并抽取文本中的专名（如人名、地名、书名）等概念与知识，为后续深入的古籍知识挖掘提供基础性支撑。
目前，研究者引入序列标注模型，在计算机自动断句、标点、专名识别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谓序列标注，即输入字符串，预测每个字符在该位置的专名属性以及是否在该位置断句。例如，输入“论语云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模型应预测为“（B-BOOK）（E-BOOK）S（B-PER）（E-PER）OOSOOOO”，其中，“B-BOOK”表示书名开头的字，这里指“论”；“E-BOOK”表示书名结尾的字，这里指“语”；“S”表示其后应断句的字，这里对应“云”和第一个“礼”；“B-PER”表示人名开头的字，这里指“管”；“E-PER”表示人名结尾的字，这里指“氏”；“O”表示不做任何操作。每一个字都对应一个或一组符号。研究者通过多种机器学习模型，训练计算机自动标注文本序列的能力，进而使其完成自动断句、标点、专名识别等任务。模型预测的综合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由此，海量的典籍就可以转化为数字化、结构化的文本，从而降低普通人阅读古籍的难度，实现互联网环境下古籍的传承性保护。
让古籍“活”起来的尝试还有很多。《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不断涌现，各地古籍存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延续古人“曝书护书”的习俗，不仅晒古籍珍宝，也晒修复、装帧等相关技艺，有的还能让人现场体验。
（取材于周余姣、胡韧奋等的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