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魏晋时期，门阀大族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层撰家训的风气日盛，如王方庆《王氏训该》，柳琨《诚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宋朝家训除诗歌、铭、短文外，还出现了大量专著，首重忠君报国，次则重修身守礼。贵族文人家庭也重视女子教育，《女孝经》《女论语》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母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家训已经不是以传统的专著作为支撑门户的柱子了，而是以家书为主要形式。《曾国藩家书》的节选：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凡仕官之家、由俭入易，由诉价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若伶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息，未有不败！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李鸿章在《示儿文》一信中说：“（国人）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自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材料三：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在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