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木结构是一绝,珍贵异常。木结构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斗拱、空间和屋架。
东大殿用的是高等级的七铺作斗拱,为全球现存唐代木建筑中的孤例。所谓铺作,是指构件一层一层往上垒。最底下的一层叫栌斗;上面垒两层,叫杪,杪是树梢的意思;再上面两层叫下昂或者英昂,落英缤纷的“英”。然后耍头在第六层,衬方头在第七层。数铺作有个小窍门,最简单的办法是数突出的部分,出两个头是杪,再出两个尖是昂,这是四层,然后再加三,即隐藏的第一、六、七层,就是七铺作。
宋代《营造法式》记载,出挑的斗拱从四铺作起,最高到八铺作。而八铺作斗拱在现存外檐铺作里未见。东大殿的“姊妹殿”,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建于8世纪,其斗拱是六铺作,缺少上面那一铺的下昂。
斗拱在古建筑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和转角铺作之分,而柱头与补间铺作的搭配则颇具时代感。比如清代太和殿斗拱很小,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清代叫作平身科)差别很小,排列密集,好像京剧里的龙套;再比如北宋少林初祖庵,补间铺作开始发达起来,和柱头铺作一起发挥作用,又有所不同,像是京剧《将相和》,两个角儿对唱;而东大殿柱头铺作是《定军山》,一个斗拱“挑大梁”。
木结构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空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大殿大门,原来唐朝时不在此处,而是在内槽柱那儿。虽然梁先生当时对门的位置有怀疑,但是没有下定论。唐代进了门之后持灯、持香炉或持法器绕佛就可以算是拜佛,所以不需要跪拜空间,但是后世拜佛方式变为跪拜,需要更多空间,因此门后来就外移了。学者找到了三个证据,证明门曾经被移动过。第一,门外的柱础是完整的一圈,很漂亮,唐代匠人不会舍得用门槛把它压上,由此可证柱础建成时是完全暴露的,原来这个地方没有门,没有门槛。第二,殿内内槽的柱子上,跟阑额交接的交点之下都有曾经开出卯口,后来又用木头填充的痕迹。后来的学者,陈明达、柴泽俊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真正通过科研来推测大门移动年代的,是我的师弟、更年轻的学者张荣,他们团队从卯口塞的木头里取了一点木材样本,做了碳14分析,发现这个木材大概是元代的,证明很大可能是元代移动了大门,成果发表在张荣的《佛光寺东大殿建置沿革研究》中,第三个明显的证据,大殿北侧一根乳栿底面有曾经砌过墙的痕迹,通过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里有墙,梁先生在文章《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的建筑》中对比了佛光寺东大殿和唐招提寺金堂,他说二者风格很像,不同之处在于“佛光寺正殿正面的墙壁门窗位置在前檐柱的一线上,前面没有廊;金堂的位置在前金柱的一线上,在前面留出一道通长的廊子,使它的正面的效果和佛光寺正殿有显著的不同”,但从后世学者的研究看,两个初建时都有廊子,因此二者是不折不扣的“姊妹殿”。
木结构第三个要点是屋架。东大殿的结构是立柱一层、铺作(斗拱)一层,加平闇(吊顶),平闇上面是草架(屋架)。
屋架的核心要点在于有一对斜叉手顶着脊椽。梁先生上去看到叉手以后非常惊喜,“如获至宝”。叉手在古文献里有记载,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有一句话是“芝栭櫕罗以戢孴,枝樘杈枒而斜据”,“枝樘杈枒”在《营造法式》明确记载:“枝樘,梁上交木也,杈枒,柱而斜据其间也。今俗谓之叉手”,就长成东大殿叉手这个样子。但是梁先生之前看过的古建筑,从辽代一直到明清,所有的叉手中间会加一个小柱子——蜀柱,梁、林突然看到一个没有蜀柱的结构,异常惊喜,一是作为年代的佐证,二是感觉佛光寺东大殿特别符合“结构理性”的要求。
梁思成、林徽因历来提倡“结构理性主义”,林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说:“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这句话基本可以用来概括结构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结构理性主义相对的,是手法主义,用手法实现视觉的效果。正是基于对结构理性的极致要求,梁先生用“虚伪”二字点评东大殿的两个构件,就是内槽柱上阑额上补间的位置出了两跳华拱,没有实际的结构作用,看头一跳的根部可以看出来,是挂在上面的,没有完整地穿过泥道,里面内槽部分就没了,梁先生说它“在结构上实为不可恕之虚伪部分”。不过梁先生在测绘图里也标注了它是“全殿唯一虚伪结构”,可见东大殿的结构理性还是深得梁先生赞赏的。其实它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跟对面有实际作用的华拱对称,从装饰上看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摘编自刘畅《穿越时间的距离,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代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