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儒学的“表层”结构，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等。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力系统。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它们并不能纯是理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交绕纠缠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干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这个所谓“情理结构”的复合物，是欲望、情感与理性处在某种结构的复杂关系中。它不只是由理性、理知去控制、主宰、引导、支配情欲，如希腊哲学所主张；而更重要的是所谓“理”中有“情”，“情”有“理”，即理性、理知与情感的交融、渗透、贯通、统一。我认为，这就是由儒学所建造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只是一种理论学说，而已成为某种实践的现实存在。
这个所谓“深层结构”早已有之，即人们常讲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等，只是没有重视表、深层的复杂关系及结构罢了。当然，所谓“深层”“表层”的区分并不容易。这里只能大体点明一下。
那么，什么是这个“深层结构”的基本特征呢？我以前论述过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仍然是很重要的两点。它们既是呈现于表层的文化特征，也是构成深层的心理特点。将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我近来常讲的“一个世界”的观念。这就是儒学以及中国文化所积淀而成的情理深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即不管意识到或没意识到、自觉或非自觉，这种“一个世界”观始终是作为基础的心理结构性的存在。儒学以此而与其他文化心理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相区分。自孔夫子开始，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并未否定神(上帝鬼神)的存在，只是认为不能论证它而把它存放在渗透理性的情感状态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儒学之所以既不是纯思辨的哲学推断，也不是纯情感的信仰态度；它之所以具有宗教性的道德功能，又有尊重经验的理性态度，都在于这种情理互渗交融的文化心理的建构。儒学不断发展着这种“一个世界”的基本观念，以此际人生为目标，不力求来世的幸福，不希冀纯灵的拯救。对相信菩萨、鬼神的平民百姓，那个神灵世界、上帝、鬼神也仍然是这个世界——人生的一个部分。它是为了这个世界、人生而存在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消灾祛病、求子祈福而烧香拜佛，请神卜卦。
由于儒家的“一个世界”观，人们便重视人际关系、人世情感，感伤于生死无常，人生若寄，把生的意义寄托和归宿在人间，“于有限中寓无限”，“即入世而求超脱”。由于“一个世界”，人们更注意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知其不可而为之”。由于“一个世界”，儒学赋予自然、宇宙以巨大的情感性的肯定色彩：“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厚德载物”……这种充满积极情感的“哲学”来支持人的生存，从而人才能与“天地参”，以共同构成“本体”。此即我所谓的“乐感文化”。由于“一个世界”，思维方式更重实际效用，轻遐思、玄思，重兼容并包，轻情感狂热，此即我所谓的“实用理性”。至于这个“一个世界”的来由，当然并非始自孔子，而是源远流长，可能与远古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优越，人对“天地”产生亲近、感恩、敬重而非恐惧、害怕从而疏离的基本情绪有关。
由于是“一个世界”，便缺乏犹太——基督教所宣讲的“怕”，缺乏无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也由于“一个世界”，中国产生了牢固的“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的政教体制和文化传统；“天人合一”成了公私合一，很难出现真正的个性和个体。总之，于“一个世界”的情理结构使情感与理知没有清楚划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混为一体，也就开不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
(节选自李泽厚《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