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一粒种子的承诺
胡其峰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袁隆平
1953年8月，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新来了一位年轻教师，他就是刚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的袁隆平。安江农校，成为袁隆平人生舞台的第一站。
到了1960年，大饥荒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中国大地。那悲惨的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不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这个想法至今仍然牢牢地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是驱使我孜孜不倦地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
多年来，人工杂交水稻研究一直是各国科学家难啃的“骨头”，许多水稻专家在这道难题前碰了壁。他们得出结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从它身上，袁隆平联想到：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能探索出其中的规律，就一定能够培育出人工杂交稻；同样，也一定能够将这种杂交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他渐渐勾勒出解决这道世界难题的蓝图：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进而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再利用“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完成不育系繁殖、杂交稻制种和大田生产应用。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自然界找到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作为新的育种材料。然而，要在成千上万亩水稻田里找这么一株特殊的稻穗，无异于大海捞针。
从1964年6月20日开始，袁隆平挤出教学后的业余时间，每天头顶烈日，脚踩污泥，弯腰驼背地寻觅那神奇的“不育”稻株。
7月5日，是寻找“不育”稻株的第16天。在一块“洞庭早籼”田，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10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袁隆平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进一步证实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后来，袁隆平又前后共检查了14__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4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
栽培实验结果显示：通过少量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完全可以培植出一个庞大的雄性不育系；再利用雄性不育系进行人工杂交制种，预期可以获得很高的产量和效益。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雨般降临，安江农校也被卷入运动的漩涡。袁隆平和他的两名助手避开喧嚣，忙碌着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
1968年5月19日，星期天，袁隆平匆匆吃过早餐，骑上自行车去实验田。
来到田边，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昨天傍晚还好端端的秧苗，只过了一夜就全部被拔光了，实验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脚印。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流了多少汗水，用捡来的几根秧苗培育出来的这些实验材料，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在泥地里呆坐了许久，他回过神来，忍着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在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发现了半埋着的五根秧苗，就连泥带根把它们抱回家，插在试验盆里，悉心照料。沉重的打击，丝毫没有动摇袁隆平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决心。
历经坎坷，袁隆平成为世界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领头雁”，他创建了一门系统的新兴学科——杂交水稻学。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迅速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这位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回答了世界“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
“杂交水稻这一科研成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袁隆平
1979年4月，袁隆平首次走出国门，赴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所在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远郊的洛斯巴洛斯镇，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
这次会议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同行的中国水稻专家共4人，袁隆平是应邀在会议上宣读论文的科学家之一。
1982年的秋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
这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放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顿时会场为之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学者和专家一致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发言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说他现在还有两大心愿，第一个愿望是第三期超级稻研究成功，第二个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现在杂交水稻在国外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00万公顷，我们想在2010年推广到1500万公顷，这样至少可以增加300万吨粮食，够养活将近1亿人口呢！要是这两个‘既定目标’都按时实现了，我正好80岁，如果身体还硬朗，我可能还想攀登新高峰。我仍有老骥伏枥的精神！”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