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小说到了唐传奇，创作才真正进入自觉与成熟。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不仅道出了唐传奇的创作背景，更是精准地概括了它的文体特征与艺术特色。特别是诗意笔法的运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化风格，使作品洋溢着诗的审美意蕴。
人物形象塑造的“诗笔”运用
虚实相生是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这种“诗笔”移植到唐传奇的写作中，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唐传奇塑造人物，通常是截取其重要生活片段，而把另外一些内容省略，留下大量空白让读者想象。如沈既济《任氏传》描写任氏，仅有“容色姝丽”四字正面叙写，但其美貌却如在眼前，原因就在于作者又借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先写郑六一见钟情、不能自已；又写韦崟派遣家僮秘密察看之后两人的一段对话，先问之“容若何”，家僮答之“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简单的一问一答，让任氏的绝美之姿跃然纸上。这些铺叙，全从虚处落笔，由虚入实，这正是诗歌意象创造中的虚实相生之法。其他像《莺莺传》《无双传》《虬髯客传》等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都充分利用了虚实相生之法，使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叙事节奏的“诗笔”推动古代诗歌长于抒情，但不排斥叙事，它在叙事上讲究取舍剪裁，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策略。这样的“诗笔”体现在唐传奇的写作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叙事节奏与韵律。
具体说来，一是注重情境的营造，突显人物的性格特征，演绎人物的不同命运。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当宫中得知龙女的遭遇后“皆恸哭”，洞庭君听了非常惊慌，赶紧告诉左右的人：“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钱塘君还没出场，其性格已宛然可见。接着写钱塘君离去，“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乃擘青天而飞去”。文辞华艳，极尽铺排，创设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情境，有力烘托了钱塘君的勇猛。二是通过空间的交错与转换，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历史叙事的节奏美。比如《霍小玉传》，故事情节波澜起伏，高潮迭起，但其情节的组织和推进既非建立在线性时间链条上，也不是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而是借助空间的交错与转换，在平行化的不同空间背景上，演绎人物不同的命运遭际，从而完成小说叙事的时空转化。
含蓄情感的“诗笔”表达唐传奇中“诗笔”的运用，同样体现出含蓄蕴籍的艺术追求，不论是小说中人物的痴情，还是创作主体的情思，都不是直露式的宣泄，而是充分体现出诗歌抒情的含蓄蕴藉之美。
如李景亮《李章武传》对人鬼之恋的描写，感情真挚，催人泪下。王氏鬼魂与李章武相会之际的一系列动作语言描写，极力烘托出王氏真挚热烈的感情。“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连臂”可见依依不舍，“呜咽”正显悲情难抑。用字不多，却言简意丰，含无尽的悲情于举手投足之间，读来让人悲不自胜。这样的含蓄之美正是“诗笔”艺术特色的体现。
除了小说中的人物情感，作者主观情思的表达也往往十分含蓄。比如皇甫枚的《王知古》对张直方残暴跋扈的刻画，采用了夸张的笔法，“洛阳四旁翥者走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鸟兽尚且如此惊惧，人民的水深火热也就可想而知。作者对张直方没有任何直接的评判，但其感情态度显而易见，批判的锋芒因“诗笔”的运用而更显犀利深刻。
总之，“诗笔”的运用，使唐传奇呈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而这一点是传奇小说最为独特的审美特征之一，并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摘编自韩伟《唐传奇中的诗意笔法》）
材料二：
唐传奇中的所谓“诗笔”叙事，是指以诗歌穿插于小说叙事过程中，或对叙事活动进行干预，或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或进行环境氛围的渲染、情感的抒发等，具有很大的叙事作用。在很多传奇作品中，诗歌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游仙窟》中，人物对话皆由酒令诗来完成，男女主人公以诗歌答问，而故事的情节也在这一唱一答中，不断向前推进。诗歌还常成为塑造人物的手段。如《莺莺传》末尾，莺莺赋诗予张生，自叙别后为君消瘦。容颇憔悴，而今却又看见张生，复劝张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用情之深、却为情所伤又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物形象立现纸上。诗歌的嵌入为唐传奇塑造了一批才情容貌俱佳、情感细腻丰富的人物形象。唐传奇中环境氛围的渲染也常借助诗歌来完成。《陈季卿》一文中，书生陈季卿归乡途中吟道：“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以诗写眼前所见之景物，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唐传奇的艺术表现力。
（摘编自石月清《唐传奇中的“诗笔”叙事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