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张艺谋曾经拍过一个电影《英雄》，讲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那年我坐在电影院，看到陈道明演的秦始皇嘴里蹦出“天下”两个字的时候，就忍不住笑了。秦始皇信奉的是法家，而“天下”呢，是儒家的理想。迷信法家的秦始皇只知道富国强兵、实现霸业，哪里会有“天下”这个观念！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他的书里说，“天下”在中国人观念当中，既是一个价值体，又是一个权力体。我觉得很有道理。
先来看作为价值体的“天下”。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说，“亡国”和“亡天下”不一样：亡国，是改朝换代；亡天下，意味着文明不存在，大家都不讲仁义道德，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就告诉我们，可以没有王朝，但万万不能没有道德伦理秩序。顾炎武还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的“天下”，就是作为价值体的“天下”，是值得追求的普世文明秩序。
这是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定下的基调。儒家也好，道家、墨家也好，先秦的孔子、老庄和墨子都不是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都是从普遍的人性出发，提出中国文明乃至天下普世文明的大问题。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人类主义的，它的基因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
那么，一套抽象的价值体“天下”，如何在现实中实现呢？
这就需要把理想的“天下”秩序，落实到一个制度的肉身，这就是作为权力体的“天下”。所谓权力体的“天下”，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等级化的“天下”秩序，也就是我在政治结构里讲过的大一统的秩序。中国的大一统架构，就是要建立一套适用于“天下”的普遍文明制度。作为权力体的“天下”，是古代中国人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古代中国的边界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我们以中华文明照耀到的地方来定义中国的边界。古人并没有疆域明确的“中国”这个概念，只有“王朝”和“天下”。“天下”就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普世文明，是一种理想的普遍秩序。而“中国”呢？从时间角度来说，就是贯穿于历朝历代背后的一条文明的线。
（摘编自许纪霖《什么是“时间中国”：一个文明共同体》）
材料二
许多人或许会对目前的全球价值冲突感到失望，因为西方的中心主义依然如故，而作为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对抗，各种类型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也日趋激烈化。日益尖锐的资源和利益之间的冲突，不断以“文化冲突”的方式来展现，甚至有人以文明冲突论来预言世界的未来。
不过，不完美甚至不合理的国际格局，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文化理想来化解矛盾。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精神特质的一种阐发，也是对处理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支撑，基于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提出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的一种体现。中国古人相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此，在处理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时，要求推己及人，有一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样的意识运用到处理日益密切的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然会产生出“天下一家”的情怀。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互相独立，但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济关系。
毫无疑问，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于“天下主义”的回顾，不是要恢复古代的宗法封建社会的国家社会构成方式，也不是要恢复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而是力图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里灌注互助和礼让的价值，并建构起天下一家的新共同体意识。即使是有些学者将这种颇具理想意义的天下主义视为毫无实现可能的“乌托邦”，我们依旧可以通过对这种价值的肯定来反省和矫治现代个体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问题。
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是要否定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甚至对立，而是在承认这样的差异的前提下，寻求消除或者理解这种差异的可能途径，呼吁人们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而进行有序竞争，通过理性的选择超越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超越制度、观念和信仰的束缚，寻求最大程度的共同利益，避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欲望。
（摘编自干春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