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现代戏作为戏曲艺术的一个概念，据现有文献，可知其最迟在1955年就已经被使用。随着现代戏的成熟和观众对其的接受，我们对现代戏进行综合解读，可以发现现代戏具有以讴歌、赞扬和描绘光明前景为主基调，给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的鲜明特点。
文艺有着歌颂和暴露的书写态度问题，作为关注现代历史和生活事件的现代戏，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抗日战争、阶级矛盾严重时期，显然对敌人的残忍、奸诈、恶行要暴露、鞭挞，对伟大的战士、人民要讴歌赞扬，以激发起群众昂扬的斗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38年，毛泽东观看秦腔传统戏《升官图》和《武家坡》时，发现群众非常喜欢，热情很高，就对时任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柯仲平说：“你看秦腔这种形式，群众这么喜欢，如果换成抗日的内容，就成为革命的戏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搞？”随后柯仲平组织落实，上演了由马健翎创作的革命现代戏《好男儿》和《一条路》。看完这两出戏，台下观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八路军救国爱人民！”抗日斗志和爱党之情得到激发。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戏被要求“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同时也要反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历史”，此外“革命群众迫切需要的，是工农兵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且显示出他们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伟大气魄的现代戏”。基于这样的现代戏创作原则与方向，显然需要更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用歌颂的态度对待过去先烈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当今人民群众热火朝天地投身社会建设。在现代戏中，英勇、智慧的人民群众总能够通过战胜困难心想事成，如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李二嫂改嫁》和《倒霉大叔的婚事》，前者成功塑造了通过自身的追求进步和群众的帮助喜结连理的李二嫂和张小六的形象，后者讲述了热爱生活、遇挫不馁的常有福和心地善良、爱憎分明的魏淑兰战胜阻碍终成眷属的故事。这类现代戏让人民真正成为舞台的主角，且对他们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予以赞扬。
以在抗日战争中为抗日先后献出六位亲人的邓玉芬为原型创作的评剧《母亲》，以悲壮之美塑造了一位身份平凡而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母亲，讴歌了平凡的人民群众所具有的伟大爱国情怀。以反映浮夸风、瞎指挥的“大跃进”事实而创作的现代戏豫剧《谎祸》，塑造了生产队长李百锁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弄虚作假而遭到悲剧命运的普通共产党员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左”的错误给人民生活造成的触目惊心的苦难，但主体还是以歌颂人民智慧和党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且在结尾暗示了生活的光明与希望。
现代戏虽然是以现实生活和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剧目，但绝不是要以自然主义的态度把原始状态搬上舞台，单纯地展示生活中的幸福、美好或苦难、丑恶，而是要经过作者的深入生活的体验，坚持用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通过讴歌崇高、赞扬真善美、给人以生活艰辛之后就是希望和梦想的实现，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正是基于这样基本的创作原则，才使得现代戏无论是讴歌英雄，还是描绘普通人民的生活艰辛，都能给人以正能量之美，让人坚守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追求。
现代戏作为独立的戏曲艺术类型呈现出其独具的审美特征，不仅是社会和观众的需要，亦是其延展戏曲艺术生命的必然。当然，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创作的现代戏，可能会为观众创造更多的美学享受，观众亦可于现代戏的审美欣赏中感受到时代的律动。
（摘编自李志远《现代戏的美学特征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评剧的影响力有些下降，发展面临重重考验。这是因为评剧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能力整体下降造成的。这其中或许包括剧院体制机制变化、编剧人才缺乏、青年演员断层等多方面原因，但归根结底，造成的结果就是以现代戏见长的评剧，失去了自身的根本优势。因此，新时代评剧振兴的关键着力点，仍然是现代戏。
加强现代戏创作，首先要向本剧种的深厚传统学习。110年的评剧，无论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无论是改编剧目还是移植剧目，都有大量典范。国家京剧院导演李学忠就曾称赞：“《杨三姐告状》永远是我们的教科书。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投入，却有大产出。”还有《花为媒》《三请樊梨花》《红丝错》等剧目，充分显示出评剧作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深厚底蕴，都值得今天的评剧人常学常新。
另外，也要向兄弟剧种的开拓创新学习。现代戏创作已经日臻成熟，各剧种都不乏成功之作，也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经验共识，比如：现代戏的题材不能狭窄化为当代题材；“现代化”和“戏曲化”并不矛盾，其在内容和思想层面上的现代化，不应妨碍其在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段上的戏曲化；要用心描写英雄人物，写出人物个性化的言行特征和心理世界……
现代戏需要敏锐体察时代发展趋势和人情世态变化，浸泡到生活深处，“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而这正是评剧的优势所在。
（摘编自杨晓华《振兴评剧现代戏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