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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宋代社会，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依据需求和形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士人的耕读生活，这一类又有三种情况：一是“耕稳”；二是耕读作为事业和生活方式，如南宋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率领弟子开山造回，聚粮筑室，相与讲习：三是耕读作为奋发图强的起点和形式，这是宋代最为普遍的现象：“补之尝游于齐、楚之郎，见夫带经而耕者，莫非求仕也”。第二类是农民的耕读，如福建建州有半数农民家庭已是半耕半读，江西抚州“其民乐于耕桑，其俗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词，人物多盛”。耕读模式最具有价值的就是普通农民纷纷读书。济州士人邓御夫，“隐居不仕，尝作《农历》一百二十卷，济守王子翻尝上其书于朝”。其他如陈荔、陈要、胡融、陈景沂等在乡间躬耕自食，同时拥写农书以总结生产经验，从而“把私人农学传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学者统计宋代农书141部，而唐以前历代(含唐)农书总计也不越过80部。宋代是农事诗发展的高峰期，达到其艺术内涵的顶峰，宋代范成大60首《四时回园杂兴》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与乐。

一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