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老舍曾用一句话，对他所理解的幽默语言技巧做了概括，就是，“想得深而说得俏”他解释说，“想得不深，则语言泛泛，可有可无。想得深而说得不俏，则语言笨拙，无从得到幽默与讽刺的效果。
所谓“想得深”，正体现着“心态”的意蕴。这是对幽默语言运用必须注重思想内涵和表达限度的要求。这要求与“笑”有着先天的联系。老舍认为，“笑”是幽默语言的一大特点和显著优点，但假若运用得不好，则很可能成为其致命的弱点。
在“想得深”提供了意蕴基础和限度保证的情况下，幽默语言就必须“说得俏”。这里，“说得俏”倚重的是“笑”，是幽默最终成为幽默的最基本的特征。按老舍的理解，没有“笑”，也就没有了幽默语言。它非归于郑重，与正剧、悲剧艺术语言混为一谈，便落于“笨拙”和“枯窘”，而毫无韵致。因而他多次指出，幽默作家必须具备写得“风趣”“漂亮”的本领。“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警辟”；他“须由人物的性格的发展中创造出极富有机智、使人惊喜的词句来”；他写得“非极精练、极生动”，从而使幽默语言“肉儿多而皮薄”“一咬即破，而味道无穷”。总之“说得俏”，是幽默语言技巧获取“笑”的效果的一个总原则。至于怎样才能“说得俏”，则须有一个宽泛的理解。
在老舍看来，任何一种修辞手段，都可以“说得俏”，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笑”的意识和贯彻这种意识的恰当的语言组合。有了这些，即使方言土语，也可“说得俏”。因为有些方言里有一种“味儿”，这“味儿”就是“笑”的意识的积淀。《正红旗下》中小贩们吆喝，“赛梨哪，辣来换”；大姐婆婆总把“去”说成“克”；熟透了的旗人们，动辄就“哐！是！”地说话等，便很诙谐风趣，富有幽默意味。另外，有了特定的语言组合复沓等手法也能带上幽默色彩。《马裤先生》中的主人公，自坐上火车，便开始一迭连声打雷般地吼叫，“茶房！茶房！茶房！”一个简单的称谓，被不断地重复，就产生了“笑”的意趣。正可谓，秉持笑心便能游刃有余，横操竖纵自成为无穷妙趣。仅此一点，也足以让人对老舍那兼收并蓄的真正艺术家的气度，赞叹不已了。
（选自聂宏刚《老舍幽默技巧观片谈》，有删节）
材料二：赵树理是当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人称“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他说话幽默，为人乐观“文如其人”，他的作品也具有幽默的语言风格，给人留下了不绝的笑声。他的幽默风格是有别于其他作家的“赵树理式”的风格。赵树理曾在《语言小谈》中说过：“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很好地传达思想感情，在语言方面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想叫人听得懂，就须说得通；想叫人愿意听，就须说得好——或者说，‘说得技术’。”这“说得好”“说得技术”就是老舍先生曾说过的“说得俏”。“说得俏”就诙谐幽默，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受到深刻启迪。
我们知道，异常，特别是反常会令人发笑。赵树理就是写了这种“出乎情理之外”的异常现象，但又使人在发笑的同时感到这些异常现象是“在情理之中”的，因而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感。也只有富有真实感的表现异常的作品，才能真正有幽默感。赵树理用风趣的语言描写了人物与客观现实不协调的异常行动、表情、外貌及语言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在久旱逢雨后竟念念有词地说“不宜栽种”，结果违背了自然规律，误了农时，这种与周围人们完全不同的反常言行显得愚蠢可笑。
为了强有力地表现异常、反常，以显示语言的幽默感，赵树理调动了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了卓越的幽默才能。曲折含蓄是幽默讽刺常用的语言手段，给人物起绰号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手段。这是赵树理式的一种幽默方式，这些绰号常常使人永志不忘，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小腿疼”“吃不饱”等。他把自己爱憎鲜明的感情注入这些绰号。这种起绰号的形式无疑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绰号常常是人物性格的形象概括或突出特点的形象反映。中国人的姓名以三字格为多，赵树理的人物绰号也多为三字格，顺乎习惯。它们具有形象、突出、易说、易记的特点，因而比人物的正名生命力强。它们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和含蓄性：每个绰号能引出一段或几段有趣的故事，它吸引人们去看故事，去思考绰号的精妙之处；它诙谐风趣，引人发笑。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异常说法用得最多的是所谓“大词小用”、即“降用”。这种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呼之欲出，俯拾即是，可以说是赵树理独具特色的幽默风格之一。说孟祥英的婆婆找牛差差老婆商量对付媳妇的对策是“开个座谈会”；说革命中坚分子铁锁在太原待过一段时间是“太原时代”；说三仙姑找二诸葛老婆闹事，见那老太婆已不顾了性命，就先胆怯了几分，要回家去时是三仙姑“不敢恋战”。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话“说得技术”，说得曲折含蓄，说得幽默有趣，说得深刻，耐人寻味。
（选自朱强《论赵树理的幽默语言风格》，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