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沿线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前代或当朝的名胜古迹，这些古迹既包括了以秦汉长安宫殿群为代表的政治性遗迹，也包含了以骊山、华山、陇山、玉门关等为代表的自然及军事遗迹，同时还含有以莫高窟等为代表的颇具宗教文化性质的遗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各类遗存多依据行政区划进行孤立、散点、分段式研究，缺乏将其置放于统一的文化视域中予以综合、全局性观照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丝路沿线的各类古迹遗存作为文化存在的活化石，是内涵相对稳固，且与书面表达(抄本、刻本)相联系，并左右行走其上之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书写对象和载体。新文化地理学认为，现实世界的文化并不完全依靠对其物理特征的记录来呈现。不仅如此，事实上，相关的文学创作更多的还借助对各类遗迹的描写再现主体心中的世界，通过对某处古迹的辨认，借助想象和记忆，进行精神领域的场景复原。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快车道和高速通道，既具有向外的辐射力，也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丝路沿线看似分散的诸多人文遗存，最终却因这条通道的存在而内在地具有了各种联系。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特定地理位置的具体人文遗存，首先需要将其置放于丝路文化交流的语境下予以处理，并力求呈现其动态的意义而非静态的孤立存在，力求将微观局部研究统摄于宏观视野之中，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使丝绸之路不仅呈现出政治、商贸、文化交流快车道的面貌，也展现出其文学创作和交流之高速通道的特征。
具体而言，隋唐时期丝路沿线人文遗存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唐至北宋丝路沿线的各类遗存古迹对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从共时性角度看，又可将此线路切分为三个单元。首先，关中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关中古迹众多，宫殿巨丽，与赋之精神相合，如韩休《驾幸华清宫赋》、李白《明堂赋》、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赋作所书写的宫殿群的历史记忆或现实观照均属唐人的盛世文学书写范畴，包举天地之心，并烛见时代礼治精神。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遗存的文学写作。“陇头”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响的文学意象，“陇头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征人、游子思乡恋家的精神寄托。唐代文学对此地遗存的描写，还多“以汉喻唐”，体现唐人豪迈进取的精神和文人疆土意识的拓展。最后，西城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西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两麓共分三条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学创作的绿洲化，体现出交通路线的分异与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差异。
而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又具有主观性，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人们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可以读出作者对某一特定空间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点可知，唐代文人创作受到丝路沿线人文遗存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时，千万个行走其地的文学家也以作品或行动影响着丝绸之路的文学内涵。首先，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如轮台这一地名，汉“轮台”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时治所则位于天山之北，汉唐轮台县治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前后期统治区域的伸缩，使“轮台”在唐代文学的前后期创作中成为一个悲喜俱存的地理符号和文学意象。其次，文学写作重构丝路遗失的地方文化。楼兰是汉代丝路上的一个邦国，后为黄沙所掩，但唐人却通过反复吟咏书写“楼兰”，最终借助想象与回忆，建构起诗文中的“楼兰”意象，展现出对汉代国力强盛、英雄辈出的崇拜，体现出唐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战争的态度与评价，使之在唐代获得了文学新生。
总体而言，丝路沿线的文化遗存与文学书写存在着互涵关系。文化遗存内涵左右着隋唐文学的西域书写，而与此同时，此种书写，由于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对西域相关文化遗存之内涵的丰富与层累有推动之功。
(摘编自王伟《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