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可能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了，他可以有平静的心情来检视过去在人生道上留下的步步脚印了，所以，面对我的发言题目“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我回顾了一下，我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做了些什么，当然我的工作能否代表中国的人类学界，那是很难说的。但我既然是中国人，我在这门学科里所做的工作无可否认是人类学在中国的表现，而且我的工作至少也反映了我同时代的学术方向，但是这个题目从何答起呢？这很为难了我。恰好，乔健教授给我寄来了一本书：埃德蒙写的《社会人类学》，读完了他这本书，我顿觉写这篇发言有门了。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评论其中有我一份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启发了我的反思，埃德蒙提出的两个问题是：（一）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埃德蒙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否定的态度。
先以第一个问题说，他尽管承认人类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而且有些中国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了，但是他态度鲜明地说：“无疑的，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或更正确些应说是“成见”。这些“成见”有其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产生于埃德蒙所说的公众的经验，他所谓公众经验，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当前处境。
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价值判断，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我学人类学，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埃德蒙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
埃德蒙锋利的思路又发现了一个使像我这种中国人类学者为难的题目，就是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个别社区的微型调查能使你认识中国的全貌么？这个问题的矛头直指我的要害。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那么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从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埃德蒙评价《江村经济》：“作品是以小范围的人类活动为焦点，但是它们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埃德蒙对我的回护我是应当领情的。但是他的意见我只能接受一半。我确是没想把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我这样想：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
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形成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种个体。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从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埃德蒙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
我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在埃德蒙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我随手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我和埃德蒙意见的分歧，对一个有人类学修养的人来说是完全能理解的。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者的应有共识。
（选自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