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交通和通信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清政府迫切需要创办电报沟通军事和外交信息。在朝廷的支持下，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7年主持铺设了从天津机器东局至直隶总督衙署的电线，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之后还开设了电报学堂，中国近代电讯事业也由此开始。1881年11月，随着津沪电报线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干线形成。此后历经近十年建设，形成了连通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的沪粤线，上海至汉口的“长江电线”，汉口经四川到云南蒙自的第四条干线和保定经太原、西安、兰州到嘉峪关的陕甘电报线等五大通信干线。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除西藏等少数边陲地区外，大部分省和重要商业城市都已通电报，初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电讯网。
——摘编自邓绍根《论晚清电报兴起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
材料二 近代中国面临西湖冲击，中国向何处去？很多读书人是回头看与向外看并存。早期维新派代表郑观应说：“英国电报设于王家，商民欲通信者收其费，岁以所入济局用，往往致赢……普、法构兵，普人行军处遍设电线，而尽毁法人所设，遂以败法……盖兵贵神速，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莫电线若矣……夫轮船、枪炮等物，中国仿行有年，损益犹或参半，电报则有益无损，何不一试之耶？”进一步考察其立论基础，其中“兵贵神速”语出《孙子》，“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语出《汉书》，皆为中国之历史智慧。
一份1896年的报纸云：“乃近有匪徒造言谓，电报局所用电气系以死者之魂炼成，故专收人家供举之神主牌……此语传遍远近，乡愚皆信以为真。”事实上，即便是到了民国年间，乡民不知电报为何物者仍是常事。这一切提示出，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成长必将是一渐进的、缓慢的乃至长期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摘自夏维奇《电报的引入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