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孔子都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面对社会乱局，儒、道都企图开出一剂救世良方。
老子以“道”为核心，抨击异化的仁义礼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老子看来，所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现象上坠入“伪”，本质上丧失“真”。他开出的救世良方：返朴，回归至善大朴；归真，摈弃机心巧智；守拙，坚守淳朴本性；不争，遵循自然秩序；以建构“玄德”为终极价值。可见，老子并非否定仁义礼智，而是否定文明异化，强调仁义礼智必须合乎大道，出乎本心。如此则真，否则即伪。真则人心至善，无为而治；伪则世道诡诈，愈治愈乱。老子理论这一深层内涵，有着深刻的价值论意义。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既推进历史发展的进程，又在不断异化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人类文明的初衷。老子正是在预设的仁义礼智产生的因果关系中，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异化。
老子的救世良方，虽然深入到人性的底层，却忽略了文明进化的规律。他所描述的是原始生民追求基本生存阶段的人性状态，人类一旦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必然开始关注精神需求。这种进化，既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刺激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的欲望膨胀。人类由群居到部落、由部落到国家，群体无限扩张，为了保障权利的平衡，限制膨胀的私欲，调节群体的和谐关系，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强制性秩序，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儒家分蘖而生的《荀子》凸显礼制，强调“礼法并施”，凸显儒法合流，直接影响了《韩非子》的产生，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早期理论依据。
孔子以“仁”为核心，试图重构仁义礼智。在治政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法令制度引导百姓，建立统一的量刑标准，使之免于刑罚而耻于作恶，以刑止刑；以道德仁义引导百姓，建立统一的礼义制度，使之耻于无礼而至于仁德，以德弘德，德治与法治互相依存，使百姓畏惧刑罚，追求至善。在修为上，“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敬长辈，友爱兄弟，诚信立身，博爱众人，从而践行“仁”。将自己锻造为兼顾家国、道德立身、文质彬彬的君子。唯此，才能建构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和谐、家庭伦理和谐的社会。
其实，孔子对伪饰的世风也大为不满，曾愤怒地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这说明两点：第一，“好仁”“恶不仁”必须出自生命的自觉，“真知仁之可好”，否则就是满口仁义而性不至善的伪君子；第二，每人都具有“好仁”“恶不仁”的先天条件，所以难以见到“好仁”“恶不仁”的真正君子，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普遍缺少一种生命的自觉。可见，孔子论“仁”，也强调出乎“本心”，反对伪饰巧智。“巧言令色，鲜矣仁。”真正的仁，并非巧言令色，哗众取宠，而是出乎“本心”，毫无伪饰。
概括地说，老子论“道”，强调人性的本然状态；孔子论“仁”，强调社会的应然状态。在理论逻辑上，老子从道德人心的角度，企图救赎异化的人性；孔子从伦理教化的角度，企图重构崩溃的秩序。在价值取向上，老子之“道”以具体的社会之“德”为理论归趣，其抽象哲学观与社会价值观并无判然界限；孔子之“仁”以社会之“道”为理论指向，其社会价值观与抽象哲学观也无判然界限。二者构成理论上的互补关系，价值观上的辩证性关联。
（节选自刘运好《老子之“道”和孔子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