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果把《红楼梦》当作人类审美智慧的最大的独创性体系对待，而不是简单地从中寻找社会政治史料和作家个人的传记材料，就需要回到《红楼梦》的文本深层，因为只有面对小说文本，才能看到作者把主要笔力用之于写一部社会历史悲剧和一部爱情悲剧。这幕悲剧将中心舞台设置在贾府尤其是大观园中，因此，它对社会历史的反映既是形象的，又是折射式的。而作品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绝慧一时的人物及其命运，尤其是他们爱情婚姻的纠葛，以及围绕这些纠葛出现的一系列各种层次的人物面貌及其际遇，则始终居于这个悲剧舞台的中心。其中令读者最为动容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还因为他们的恋爱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就决定了宝玉和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和上流社会以及贵族家庭所不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正是作者把这双重悲剧融合在一起着笔，它的意义就更为深广了。

《红楼梦》的独创性还体现在它使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并赋予家庭矛盾以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内容，因而《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中的种种矛盾，以及宝玉、黛玉、宝钗等诸多人物的爱情、婚姻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的反映，既然如此，小说的视野一旦投向了全社会，那么，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风的浇满、人心的褒萎，便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书中所着力描写的荣国府，就像一面透视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建大家族，也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将由盛转衮的清王朝一样，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烜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趋势，却已从各方面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而这一切也正符合全书的以盛写衰的创作构思的特点。

因此，从《红楼梦》的接受史来观照，体现并引导读者体验人生况味，是这部伟大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它和人们对话最易沟通、最具有广泛性的话题。读者面对小说中人生的乖戾和悖论，承受着由人及己的震动。这种心灵的战栗和震动，无疑是《红楼梦》所追求的最佳效应。因为对广大读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要窥视不属于自己的心灵流程和社会体验，不只是出于好奇，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书中的各种殊异的心灵相识，品尝人生的诸种况味。所以从小说发展史角度来看，小说从写历史、写人生到写人生况味，绝不意味着《红楼梦》价值的失落，而是价值普泛性的增强。一部摆脱了狭隘功利性而具有全人类性的小说，即使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生命意义和魅力，这就是《红楼梦》迥异于它以前小说的地方。

（摘编自宁宗一《心灵的绝唱：〈红楼梦〉论痕》)

材料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美学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美学理念与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美学教材”，诱发读者进行心灵的远游，感悟中国气度的美学华章。

曹雪芹对历史既“敬”且“畏”。这种“敬畏”，表现为他对历史的尊重、凝思、直面和超越。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充分彰显了自己的历史审美意识，并对历史演进态势进行深刻感悟，做出了诉诸形象、光照汗青的美学贡献。

《红楼梦》具有极其深广的历史内涵，对整个历史流程采取审美观照的态度，将历史经验渗透到梦魂飞度、思接千载的情感波动之中。这使《红楼梦》既准确无误又无年代可考，从而迫使读者心领神会，在情感力量的驱使下阅读。曹雪芹不用具体的推理来陈述自己的历史感受，而是用模糊的语言去负载历史沧桑巨变的复杂信息，企求读者在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获得对历史真谛的深刻领悟。这种情笼百代的审美取向，使红楼悲剧成为史诗。《红楼梦》通过对悲剧世界森然万象的描绘，去把握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曹雪芹尽管没有揭开“红楼悲剧”的最后一幕，还是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了“白正茫大地真干净”的必然结局。

曹雪芹既尊重前贤，又注重创新，这使《红楼梦》凝聚了历史的血泪与浩渺的诗思，对传统历史意识进行了重大突破。曹雪芹创造的红楼悲剧，之所以带有更为忧愤深广、心事苍茫的历史沉思，之所以较先前的任何悲剧作品更富于壮丽凝亚、气概非凡的史诗意味，原因正在于此。

不仅如此，曹雪芹还以其卓越的艺术胆识，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中发时代新声，其审美意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在《红楼梦》之前，中国小说中鲜有“自省”，更没有“忏悔”意识。及至曹雪芹的忏悔，则推动《红楼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 “忏悔”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剂，得过且过的人绝不会认真地忏悔。只有不甘沉沦者，才敢无情地剖视自己的伤口，以求得精神上的重构与超越。曹雪芹以沉重的寂寞与悲痛，发出了凛冽的自悔与自责：“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范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曹雪芹在阅尽人世沧桑之后，送目古今，以忏悔来补过，而求得心灵的平衡、精神的超越和生命的涅槃。可惜曾雪芹无法用深沉的忏悔，弥合内心与历史的缺憾和伤痕.这就使“想梦而无梦”的人生悲剧更进一层，演化为“忏悔无门”的心灵劫难。

（摘编自井普椿《〈红楼梦）美学意蕴结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