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姚鼐、吴德旋、祁寯藻、张裕钊等人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也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性质有关。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而不可偏废。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