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 21 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夫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二：
日前，美国百名中国通学者与美国退役军官、情报人员相继发表联名公开信。前者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反对遏制中国；后者认为中国是威胁，鼓励美国政府坚持对抗中国。
观点截然相反的两封信恰恰反映了世界面临大变局时对中国角色投注得特别关切。北京观察家认为，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承压受力面相对较大的国家，中国如何应变、特别如何不变，是考察其在世界变局中作用的重要指标。
在世界乱局变局仍在持续、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在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坚持“和”“合”理念，一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球共同开放的推动者，将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机遇，释放更大红利；另一方面，通过倡导多边主义、维护共同安全、力促合作共赢、推动开放包容、秉持公平正义，为世界稳定增添了新信心，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前景，
（摘编自朱方芳《“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的应变与不变》）
材料三：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做“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做架桥者而不是挖沟者”。这既是中国的“知”，更是中国的“行”。
向内看，应对大变局，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面对世界经济的“微妙时刻”，中国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现代治理能力。
向外看，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之际，中国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面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中国始终坚守可持续发展承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进博会、世园会、文明对话……从思想理念，到机制建构，再到务实合作，中国方案、中国作为，契合新世纪的全球需要，正在凝聚起越来越多国际新共识。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越织越牢固，国际“朋友圈”越建越红火，聚集的“人气”越来越旺。
（摘编自新华网《在世界大变局中奋进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