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写于悲痛中
茅 盾
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霹雳！我不能相信！十月十日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十日离十九日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妻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十日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G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菜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署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得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啊！”八月中自，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不来打了，夏天已过去了，九月中我去见他，他说大暑已过儿时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自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得妥当，则鲁迅先生不至f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工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将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先生最后的遗容了！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珍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有删改）
文本二：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茅盾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
这以后，我长住上海，不再走动，所以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多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私生活，亦不多。现在追忆起来，觉得有些事虽然未经人道及，但是大都牵涉到过去十年间文坛上的“故事”，此刻暂时不提起也好。此外，好像大家都已听说过，我如果再来写，亦殊嫌蛇足。无已，从他治病这方面说一件事吧。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六十冥寿，如果我们是在替他做生日，该多么好！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上海文艺界同仁曾在一个荷兰餐馆里为他祝寿。记得那天到会的外宾只有二三人。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或感觉到)鲁迅先生活不过六十岁！
不但那时，在一力=五年如果有人说鲁迅不久于人世，那一定会被认为是“黑老鸦”。鲁迅自己从未说他身体不好，人家看他也认为好；他精神抖擞地战斗着。但在这一年十一月，有人“发见”了鲁迅身体实在不好。
记得是十一月七日(苏联“伟大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人去的只有五六个，其中有鲁迅和他的夫人、公子。那晚上看了《夏伯阳》，鲁迅精神很好，吗了一两杯“伏特加”。史沫特莱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在电影映完休息时，史沫特莱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以为她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史沫特莱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决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她立刻要得一个确定，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史沫特莱又请鲁迅考虑她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
过了一天，史沫特菜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她的意见：她认为鲁迅如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史沫特菜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在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了。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终究还是不出去为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莱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鲁迅的意见：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旦出了国便做哑巴，也太气闷。
据我猜想，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期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岂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出国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一九三六年二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