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讲教化，着眼于培养具有健全完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也就是所谓“成人”。这里的“成人”，并不是指年龄特征上发育成熟的成年人，而是从道德内涵上强调人的人格养成。
子路请教老师怎样才是成人。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他先是提出了一个高标准，像臧武仲那样有智慧，孟公绰那样讲廉洁，卞庄子那样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加上礼乐的人文修养，就可以算得一个成人。面对世风日下的状况，孔子又感叹地说，如今的成人又何必这样呢？见到可得之利时首先考虑它是否符合道义、自己该不该得，遇到危险勇于承担责任，做出牺牲，经过长久的穷困也不忘自己平生的诺言，这也可以算是成人。
孔子的“成人”思想，体现了他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反思和觉醒。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认为，要成为一个在社会上立得住的人，仅有与生俱来的质朴本真的禀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人文的修养。只有文与质两者兼备，配合恰当与协调，才能成为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而人文的修养离不开教化。教化，正是使人“成人”的途径和方法。“教”就是教导，“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白虎通·三教》）“化”就是感化，也就是在“上”者的教育和引导下，使“下”者内在的人格精神发生变化。孔子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礼记·中庸》）所谓“知人”，就是要有“人”的自觉，脱离纯粹的人的自然状态，明白做人的道理，具有分辨是非和校正自己行为的能力，承担起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颜渊请教孔子“成人之行若何”，孔子说：“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孔子家语·颜回》）所谓“成人之行”，就是一个成人应当具备的德行。这段话与孔子回答子路问成人的话是一致的，都强调了仁义礼乐教化在人的人格养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仁”是人内在的品德和思想境界，“礼”是人外在的行为准则。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教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在内心发生变化，达到“仁”的境界，从而实现对“礼”即社会规范的高度认同和自觉遵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摘编自《孔子论教化之内涵——成人》）
材料二：
依照荀子的观点，政治是一个综合体，它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为权力的聚合体，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载“道义”的精神内涵，单纯的权力系统若失去内在“道义”的内涵与目的是无法维持的。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道”作为一个抽象观念，“得道”的具体实现方式就是“得民”，或者说，以“道义”精神教化民众。
荀子在《王制》开篇讨论“为政”问题时指出：“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依这里的说法，为政之要务有多端，而“诛恶”“化民”是其核心目的之一。也就是说，“为政”本身作为对民众施行教化的途径和方式，是一工具性的存在。甚而言之，这一工具性存在最终亦是要被扬弃的，从而达到“不待政而化”的状态。
以“政”行“教”的枢纽环节是“礼义”。“礼义”亦是一个综合性的说法，它既指政刑法度之施设所依照的一般性、指导性的制度化设计，同时又强调这一指导性设计中内含着的道义精神。“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对于“礼”的重视自不待言，“隆礼重法”基本已成为荀子思想主旨的代称。“礼法”并称是荀子论“政”“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法”代表了“礼”的规范化、制度化面向及其衍生物，“礼”则代表了“法”精神化、内涵化的道义面向。二者的并称究其向上的一面而言，乃高度地强调了荀子以“政”行“教”的思想观念。
（摘编自《<荀子·王制>篇的教化论特征》）
